|
|
|
|
时任教育部部长如坐火山口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5日02:00 中国青年报
 1979年7月，75岁高龄的邓小平登临黄山，为闻讯赶来的杭州大学学生签名留念。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 教育部部长坐在火山口 对于查全性来说，科教会后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他拿着大家和邓小平的合影回到了武大，之后在学校的大礼堂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然而，对于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九十二岁的刘西尧没有给记者细述他当时面临的状况。不过，在他给记者的书——《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中还是透露出不少的信息。根据这份回忆录，当华国锋等任命刘西尧做教育部长时，刘内心里其实并不十分情愿。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水太深、太浑。况且，他感到自己敢闯的劲头已经在“文革”中消磨得差不多了，抓全国教育这种大局面有点力不从心。不过，中央的主意已定，刘西尧只好说了声“服从组织”。 刘西尧告诉记者，上任之初他曾经问过华国锋教育战线怎么搞，华国锋的回答就一句话：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事实上，在他去《光明日报》处理“梁效事件”时，华就叮嘱说：“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定过的事，都不能动。”在这种指示下，刘西尧就开始了他作为教育部长的“两步错棋”。 在回忆录中，刘西尧写道：那时闷在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心里的有两件大事，一是要否定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计；二是恢复高考成了当务之急。 对于“两个估计”，没有人比刘西尧更清楚的了。“两个估计”的内容是：原有教师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它最早出现在1971年制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并从此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头上最厉害的“紧箍咒”。 据刘西尧回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是李四光、徐景贤、刘西尧、严峻、迟群。由于开幕不久李四光病逝，徐景贤回上海抓批陈整风，全教会的实际牵头人就变成了刘西尧。 不过，刘西尧并不熟悉教育战线，具体工作主要还是由迟群负责，而背后真正做主的是张春桥、姚文元。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不通，刘西尧本人也曾对“两个估计”提出过异议，但是姚文元搬出了一条没有公开的毛主席语录就把他顶了回来。 于是，刘西尧采用了他的独特办法，常常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屋子里打乒乓球。会议就这样耗着，整整开了100天。刘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大会上，我一言不发，后来有人引为笑谈，并说：“你真沉得住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又能说什么呢？ 1971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个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发给了全国。刘西尧既然身在其中，自深知其中利害。北大前副校长沈克琦说，“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召开座谈会，第一件事情就是传达刘西尧“两个估计”原封不动的指示。 三十年后，刘西尧告诉记者：“后来我也逐渐觉悟，几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大家要求否定‘两个估计’，请示回来总是问：‘肯定两个估计的全教会，经过毛主席没有？’有这话，那还怎么办呢？” 在刘西尧到教育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有的人提出要否定“两个估计”，他以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就避开了。新闻界约请教育部的同志去谈这个问题，普教司司长又一次请示，他仍然说：还是按毛主席批示的口径吧。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北京高招会。会上，人民日报记者穆杨要求写内参澄清“两个估计”，刘西尧还是来了个不置可否。 暮冬里的一声春雷 由于当时教育部的迟疑，科教座谈会后，教育系统仍然不能够形成共识。当时有个说法是，别人都在甩开膀子干，教育界在抱着膀子看，教育部还在左顾右盼。 这反映在北京高招会上，就是不同意见的两方吵得天翻地覆。与会代表们至少在四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二、“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三、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四、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争论的双方使用的武器是共同的，那就是毛泽东的指示，这是一场“语录战”。“比如说，一派认为，招应届毕业生是周总理提出来的，也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另一派就质问，既然符合毛主席的指示，那么为什么没有下发文件？直到后来从迟群笔记本里发现了相关记录，毛主席确实说过，这个事情才了。”作为文件组成员，杨学为每天都要目睹大量这样的争议。 不过，杨学为说，当时文件组写简报并不是平均选择笔墨的。“我们集中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上报。像大多数赞成考试，少数人担心。”他承认，这虽然有点个人色彩，但实际上这反映了民心。“经过十年‘文革’，民心思定，民心思建设，不要再乱下去了。在这些细微之处，民心起了作用。” 北京高招会从8月13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初还没有一个结果。会址从北京饭店移至前门饭店，又从前门饭店移至友谊宾馆。友谊宾馆的主楼不行，又搬到了配楼，配楼不行，最后搬到了专家套房。盛夏已过，秋凉袭来，一些人不得不让家人寄来秋衣。当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大家的心情：“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一些与会者事后分析，那时候刘西尧的迟疑不完全是个人的问题。1977年，整个国家都还处在向何处去的迷惘之中，众多的大是大非还没有弄清楚。 就在北京高招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十一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级别的会议，它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依旧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这种混沌给刘西尧出了一道难题。尽管此时教育部反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五层办公楼，但是在这个难题面前他还是采取了1971年全教会时的办法：拖！正是如此，北京高招会迟迟没有结果。这终于惹恼了邓小平。 会议开到第36天，邓小平和方毅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找来谈话。此次谈话是由人民日报记者穆杨的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引起的，他开始就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 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过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对教育部仍然束缚于“两个估计”，他非常不满。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他再次重申，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他指着教育部的头头们，“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最后，他严厉地说，“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9月21日，刘西尧向招生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会场反应强烈，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当期简报用“响彻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为题报道与会代表的感受：有了这个指示，许多有争议问题豁然开朗，整个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和干部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政审、报考标准和培养目标等重要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并制定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的新的高招方针。 1977年9月30日，教育部呈送《请示报告》。邓小平批示：“我看可以。” 尾声，小字报风波 一年以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照例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意料地形成了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高考的“小字报风波”。 对1977年的高考，先是在华东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恢复过去的做法也不对。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有人说，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还有人说，不能因为分数高，我们就糊里八涂地录取。有的同志态度激动：去年这样还可以，两年这样还可以，两年、三年以后还这样，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会议第6期简报集纳了这些意见，引起会议震动。吉林的代表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小字报，称对此坚决不同意，并认为这种意见很危险，希望与华东组的那些同志公开讨论。震动扩大到整个会议，并辐射到同期召开的全教会。 对此风波，教育部这次态度鲜明。在1978年高招工作意见中，明确表示，继续实行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5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代表教育部党组发言，认为回潮风是“左”倾思想余威尚在，他说，“通过讨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四人帮’对教育战线造成的思想混乱以及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即使有些好同志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毒害。” 会议结束两天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7个月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年底，刘西尧自动提出辞去教育部部长职务。事后他说，这样有利于全国的教育事业，也解放了自己。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