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与拉丁美洲气质

　　热尔曼·巴赞在他的《艺术史》中曾这样描述拉丁美洲精神，“没有一个文明民族如此长时期地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类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软弱无能。他们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嗜好死亡和杀戮的神奉献血的供物，太阳必须日日喂给人血以继续他的行程”。

　　◎田纳西

　　未来的人们在检点伟大的肖像时，最可能保留的两个是蒙娜丽莎和切·格瓦拉。因为他们背后都有太丰富的故事。也许某个策展人会将切的肖像与墨西哥壁画一同展出，比如里维拉的《农奴的解放》，共产党员里维拉以画笔为武器投身于墨西哥独立革命，那种奔涌的激情与切冷峻的目光相互映衬。

　　切那张流传最广的肖像是古巴摄影师艾伯特·科达尔的作品，照片由爱尔兰图像设计家费兹帕特里克去除了景深，呈现黑白尖锐对比，变成一幅颇具象征意义的图像。1961～1965年格瓦拉担任古巴工业部长期间，古巴人用灯泡勾勒出这肖像的线条装置在古巴内政部大楼外，铺满整个外墙，格瓦拉的办公室就在星星的位置。这种装饰手法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戴维·西盖罗斯的镶嵌壁画，他的巨幅作品《新民主》就是一道60米高的墙。

　　现代的美术评论家会探讨墨西哥壁画与阿兹特克艺术的关联，热尔曼·巴赞在他的《艺术史》中则尝试描述哥伦布前的拉丁美洲精神，“没有一个文明民族如此长时期地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类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软弱无能。他们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嗜好死亡和杀戮的神奉献血的供物，太阳必须日日喂给人血以继续它的行程”。

　　我们可以借此来理解切的狂热，在那片把死亡作为一种宇宙论、巫术或宗教体系的首要原则的土地上，他一再宣称，“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有选择性的、暴力的、冷血的杀戮机器。”“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牺牲品。”

　　青年格瓦拉在他的日记中早就这样写道:“我将跨越障碍与壕沟，用鲜血洗染我的武器，在愤怒的驱使下屠戮所有落在我手中的敌人。接着，带着一种仿佛要耗尽我近来得到的所有愉悦的疲惫，我看见自己被献祭给真正的革命，个人平等的伟大倡导者将以惩戒的口吻宣读:你认罪吧。我感到自己的鼻孔在膨胀，在品味着火药和敌人的鲜血的刺鼻气味;我绷紧身体，做出格斗的姿态，准备把自己的身体用作一片宗教圣地，而凯旋的无产阶级带着新生的活力与希望发出的野兽般的咆哮将在这里回响。”

　　此时的格瓦拉很像一个传教士，我们可以凭借另一部文学作品来理解这种宗教狂热，西班牙人贝尼托·贝雷兹·加尔多士斯的小说《纳萨林》在1959年被布努艾尔改编成电影，导演把时代背景换成了墨西哥殖民时期。

　　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充满了血腥与殉道精神。16世纪印第安人的国王特库姆·乌曼被西班牙人杀害，切·格瓦拉在自己的《游击战》中把他当作危地马拉的英雄，将他与格查尔鸟相提并论，格查尔鸟据说关进笼子就会绝食而死，因此被当作自由的象征。历史相互纠缠，上个世纪60年代诞生的“解放神学”与穷苦人的斗争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宗教要向“第三世界”学习。1969年1月，古巴专门召开了纪念哥伦比亚游击队员神父卡米洛·托雷斯的大会，并以卡米洛·托雷斯的名字命名了一所农村学校。卡斯特罗这样说:“我相信，在昨天的纪念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烈士祭坛上，可以安放今日为人民牺牲的革命者。”

　　81岁的奥古斯丁·阿莱斯·索伯隆当年曾采访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切对古巴人的性格完全不了解。古巴人爱开玩笑，爱吹牛，好交际，坦白地说，还有点邋遢。但格瓦拉很谨慎持重，心理复杂，性格严峻。你不能说他令人讨厌，但他显然自以为了不起，满脑子都是优越感。他甚至有些狂妄。一句话，他是个典型的阿根廷人”。他说，虽然格瓦拉的伟大形象令古巴蒙上了一层迷人的面纱，但古巴人对这个全球偶像的魅力感受最不强烈。

　　也许索伯隆能分辨清楚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不同性格，但总体而言，拉美气质有他相通之处，切曾经说，甘地在拉丁美洲的土壤上没有市场，所有舍生忘死闹革命的年轻人都从不相信，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会将杀人犯一样的美国军队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更不相信灵魂的力量能阻止战争。

　　这种敌对中的张力被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更深刻分析过，他认为“北美人的富裕是建立在拉美人的贫穷的基础上的”，“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北美与拉美的贫富矛盾也可以在墨西哥城得到更直观的体会，那里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城市，国内特权阶层保持自己地位的方式有三条:被毁坏的土地、有秩序的国家和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

　　在墨西哥的丛林中建立起“切·格瓦拉”自治区的“副司令马科斯”很像是从马尔克斯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两个手腕上各戴着一只手表，不管白天黑夜，随身携带一把巨大的手电筒。两只手表是分别纪念丛林中的鏖战和停战，而手电筒则象征着墨西哥原住民在永久黑暗中的挣扎。

　　这位“副司令”先生从小家境良好，从阅读中寻找世界的真相:“《百年孤独》让我看到了那时候真实的墨西哥小镇，《克鲁兹之死》是讲墨西哥大革命，《怀念的日子》是分析中产阶级的命运，《城市和狗》是我们自身赤裸的画像。我们以投身文学的姿态投身到世界里去，这使得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从文学中看世界，则比从新闻中看到的世界更为真实。”他说他12岁那年读到了《堂吉诃德》，这本书成为他一生的最爱。文学提供了他最终成为革命者的精神和智识条件，“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是最好的了解墨西哥政治系统的工具，那些政论专栏作家全是废物”。

　　“副司令马科斯”自己也是个作家，甚至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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