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博传记连载三:“要干净合法地赚钱”

　　作者［韩］李明博：：译者［韩］金振宝

　　李明博在商界与政坛取得的成功，离不开家庭成员的鼎力支持。他为公司业务在全世界奔波时，妻子默默地承担起了 家庭责任；4个儿女也对他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并以父亲的言行作为自己人生的榜样。在《绝非神话》一书中， 李明博讲述了自己家庭生活中的故事。

　　——编者

　　1.不要有钱人家女儿

　　“不是在开玩笑吧？李会长小时候家境那么困难？真是不敢相信，我一直以为你是富人家的孩子……”

　　从媒体上看到有关我的报道后，同事们不相信我经历过贫穷的孩提时代。的确，我从未在公共场合、甚至私下里跟任 何人提起过我个人的事情，对同甘共苦的郑周永会长也不例外。

　　贫穷，在我进入“现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继续着。能拥有一间小屋对我来说已是一种幻想，根本不敢有结婚 的奢望。“招待不起别人，就别接受别人的招待。”这是母亲对我的教诲。所以，大学期间我从未有过与朋友共享业余生活的 机会。到公司也一样，男性朋友没几个，更不用提什么女朋友了。

　　由于快速被提升，28岁成为理事后，有人开始给我做媒。有几个知名媒人把我定位在“富贵新郎官”名单里，不断 给我介绍女孩子。其中既有富人家的女儿，也有高级官吏或政治家的闺秀，甚至还有漂亮的演艺界名人。但是，我并没有感觉 到别人常说的那种优越感。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对我来说是种负担。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在浦项读商业高中时，有位英语老师非常喜欢我，因此把他妹妹介绍给了我。首先，她不是 有钱人家的女儿，而且父母都是清廉的公职人员，所以产生了好感。1970年我们见面时她刚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后来才 知道，她曾被选为该校校花。但在我眼里，她不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儿，而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由于公司事情忙，我们基本没有约会过。即便有约，我也没正点到过。有时给约定的咖啡厅打电话，让她换地方，最 后还是不能按时去，只能让姑娘自己吃饭，这样无礼的行为出现过多次。有很多时候因实在太晚了，只能让公司司机替我把她 送回家。

　　心里产生“就是她”的想法后，我请她与我一起去母亲长眠的公墓。直到那时，我们还没有过正式约会，而且订婚日 期也还没确定，她凭什么跟着我这个男人半夜三更到公墓来呢？庆幸的是，她还是跟着来了。

　　“妈妈，不冷吧？明博来看您了。”在母亲的墓前我低下了头。“爸爸和哥哥们都挺好的，房子也有了。还有，妈妈 ，我把要成为我们家小儿媳妇的人领来了。如果当时我没蹲监狱，您还能享受到小儿媳妇的孝顺，晚年还能享清福呢……”

　　我跪在母亲坟前，默默地流泪。我下定决心要给这个女孩子幸福，要好好地活着，不能让母亲的教诲化为泡影。同时 ，我由衷地感谢没有任何疑虑就跟我来的她。

　　妻子很尊敬那位“从未见过的婆婆”，结婚后，她也成为一个像母亲那样虔诚的基督教徒。

　　2.年轻妻子被误解为“二奶”

　　“哎……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嫁了个这么丑的男人？”

　　订婚仪式结束后，妻子的朋友们都这样说。校花竟然找了个我这样的男人，也难怪他们这样想。妻子说，我在结婚之 前曾经瞒过她两件事情：家境和学历。第一，她不知道我那么困难。第二，从未想象过夜校毕业生竟能考上大学。

　　结婚的时候，父亲连10元钱都没给我，他没有钱。我们用朋友们送的礼金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月租房。公司说， 因为是理事结婚，所以在房间里铺上了地毯。在使用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新房里，我几乎什么都没准备，工资就是新婚生活 的全部财富。

　　每隔6个月，房东就要求增加房租，所以3年内搬了8次家。第二次搬家时，还带着全部的行李，从第三次搬家开始 ，只搬走了生活必需品，到了第七次搬家时，只拿了碗筷。有的时候忘记已经搬家了，下班后又回到原来的住处。

　　妻子从贫穷的新婚时期开始跟我一起租房住，是与我共患难的糟糠之妻，但有一次，却被人当作“二奶”来看。

　　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现代’李明博社长与年轻的小夫人一起生活”的谣言就传开了。谣言传到公司内 ，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刚开始我只是一笑而过，但谣言并未平息，于是我打电话让总务科查一下。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住在公司提供的“现代公寓”里，我经常清晨出去，很晚才回来，还经常出差去国外， 因此居民很少看到我，只见过我的妻子。因为我是大型建设公司的社长，所以他们猜测我至少有50岁，夫人至少也应该是40 岁左右。但当时我妻子才29岁，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妻子带着当时还很小的女儿去市场，市场的人就说：“那个女人就是现代建设的社长夫人。”“什么？社长夫人怎么 这么年轻呀？”后来这些话就变成了荒唐的谣言。

　　的确，和30多岁的社长一样，29岁的社长夫人在普通人看来，也实在是太年轻了。

　　3.通过妻子“掌控”孩子

　　我的家庭完全由妻子一人管理。虽然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出生时我一次也没守候在妻子身边。我总是为工作 忙碌，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特别是担任现代建设社长以来，一年之中多半时间是在海外度过，与家人一起旅行 之类的活动更谈不上。

　　不过，孩子们还是说：“爸爸是最体贴我们的人。”我这样怎么还能得到孩子们的好评呢？秘诀是什么？那就是通过 妻子了解孩子们的情况。每次出国，我都通过妻子悄悄地了解孩子们的日常作息时间。比如：野游的日子或考试日期、考试科 目等，甚至对孩子们经常见面的朋友及其家庭都要打听，还做些笔记。

　　“我是爸爸，我现在在新加坡。这里下了很多雨，家里呢？”

　　就这样，先聊天气，然后再问当天的考试情况。

　　“真的，你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是不是考语文、数学、物理这三门课？”

　　“啊！爸爸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边笑边看笔记，讲出第二天要考的科目。

　　“明天考英语和历史吧？”

　　这样，孩子们会想：“我的考试情况我爸爸全了解，看！爸爸对我多关心呀。”

　　我从来不对孩子们说“不要交什么样的朋友”之类的话。如果经常使用“不要”、“不行”之类的词，孩子们会听不 进去的，会造成逆反心理，起反作用。

　　我对孩子处朋友的问题也是这样。经常向孩子提起他最近与好朋友们的关系，以及其父母最近的情况之类的话题。好 朋友的标准并不只是他家里有钱有势，主要看是否是正常家庭的孩子，也尽可能多地听一听朋友父母的故事，但从不提起那些 我认为不好的朋友的名字。这样一来，孩子很自然地只提及我认为可以交的朋友，而且很自信地跟他们见面。通过这种间接的 方法，帮助孩子辨别朋友好坏。

　　这样，孩子们就会想：“爸爸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不管我去哪里，去见谁他都知道。与不好的朋友见面，他也肯定 知道，所以不能结识不好的朋友。”

　　我觉得，子女教育只靠关心是不够的。世上哪个父母不关心自己的儿女呢？真正需要的是能巧妙传递关心的技巧。

　　4.决定不把财产留给孩子

　　步入公司高层以后，我遭受过几次“创伤”。一次是与郑会长在事业发展方向上的分歧；另一次是作为职业经理人对 拥有财产的观点。

　　之所以称之为“创伤”是有原因的。当时社会上有一股风气，认为拥有很多财产是极不正当的。对拥有财产者像对待 罪人一样，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潮，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引领整个社会的话，是无法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的。

　　在社会对公开公职者的财产非常关注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电视广播公司举办的60分钟谈话节目。在节目中我 强调，社会舆论支持的不应是“清贫论”，而应是“清富论”。这番谈话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财产的多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财产虽少，如果其积累过程不正当，也是不正当的财产；财产很多，如果其积累过程 正当，就应该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这样的社会才是我们希望的社会。当然，通过不正当方法致富的一些企业和个人是害群之 马，这也是个大问题，是需要反对和查办的。

　　俗语说“像狗一样挣钱，像宰相一样花钱”，现在应该“像宰相一样挣钱，也像宰相一样花钱”。也就是说，要干净 合法地赚钱，正大光明地花钱。我的财产数额与普通上班族相比确实很多，但我的财产都是通过工作正当积累的。我认为上班 族只要努力工作，也会像我一样积累起足够的财富。

　　人到了50岁以后，生活的目标只有幸福。在被战争践踏过的废墟上，当年很多流血流汗的人都已经实现了他们的人 生追求。可是，今天的我们只注重赚钱，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该怎样攒钱或用钱。对子女也未能正确引导。以至于现在一些年 轻人，无端浪费父母积攒的财产，这已经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

　　妻子和我决定不把我们的财产留给孩子们，只把我们的父母留给我们夫妇的精神财富留给他们。我们没有抱怨过父母 ，我的孩子们也许会抱怨我们。他们以后成家立业，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相信会理解我们的做法。

　　1994年末，我建立了一个研究朝鲜半岛和东亚未来的基金会，以便向学者支付研究经费和奖金，展开专门性的研 究工作。社会福利事业可以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也可以帮助残疾人或老人，但是，专门系统的研究事业，除了基金会之外 ，是不易做到的。成立东亚研究基金会是我“清富论”的第一个实践内容，希望它不要成为怎样挣钱的典范，而要成为怎样用 钱的典范。

　　(：：节选自《绝非神话——从穷孩子到跨国集团首席执行官》，北京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