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斯得知自己有双胞胎姐妹

　　姐妹

　　第一次收到回复后的半年，2003年2月,艾莉斯又收到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信函。莫非生母改变了心意？她按捺住激动，在灌了杯啤酒后点燃香烟，这才拆开信封。

　　艾莉斯首先注意到第三句话中的“双胞胎”字眼。一个自称凯瑟琳·鲍洛斯(Katherine Boros)的女士告诉她：“你出生于中午12时51分，是双胞胎姐妹中年幼的那个。你们的母亲是个28岁的单身犹太人。”

　　“这些话看上去太不真实了，好像把我的过去和未来都打乱了一样。”艾莉斯呼吸急促地拨通好友让·克劳德(Jean Claude)的手机。

　　“她只是兴奋地尖叫，不停地说什么我曾经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孤单。”克劳德形容女友的异常，“我直起鸡皮疙瘩。”55岁的克劳德向来成熟稳重。即便在街边小摊，他也照样一身西服革履，绅士般地细细品味着比利时特色啤酒。

　　这回他像孩童般地睁大眼睛。在楼下的酒吧里，俩人把信摊开在木桌上，大声朗读着其中的内容。空荡荡的房间里，时不时传来毫无克制的欢笑。

　　“上面说，哦，我们的亲生母亲——好奇怪说‘我们’这个词儿——是个高智商的优秀学生，在一所名牌高中里读书。”艾莉斯大声念道。

　　“她是高智商？”克劳德兴奋地回应道，“这并不奇怪，看看你就知道了！”

　　“她获得了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却由于情绪不稳定而未能入学。”艾莉斯继续说，“她被诊断出综合性精神分裂症。”

　　艾莉斯再次被震惊了。因为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书时，她自己也有过一段情绪低落期。当时读大一的她，不知为何终日无精打采，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的双胞胎姐姐那时在干嘛？她会不会也觉得孤独无助？”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艾莉斯于2004年4月飞往美国，决定到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问个究竟。

　　就在艾莉斯情绪异常低落的1987年，身处波士顿的大二学生葆拉也感到浑身不舒服。她整夜给朋友打电话，诉说着无尽的空虚。当诉说也不管用后，她便开始暴饮暴食：一大勺土豆泥、好几碗麦片外加数碟炸薯片，这仅仅是一顿午餐。到了晚上，她不断用手指抠着喉咙，吐得到处都是。

　　这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位优等生本该享受人生才对。作为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学生，葆拉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她不仅担任班长，还是校报的主力记者。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葆拉事后回忆说。

　　她不由得想起了生母，或许这位从未谋面的女人能够解释一切。根据1983年纽约州出台的法律，收养机构必须向收养人和成年的收养子女提供医疗信息，其中包括遗传疾病、孕期是否吸毒或者服药等等。

　　一周后，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回信说：“资料显示，你的母亲是个28岁的单身犹太女性。她是二流大学的高材生，读了一年便辍学回家。”负责接待的人猜测，这些异常举动可能是出于青春期的叛逆。

　　但这段叛逆插曲，并没影响葆拉大学顺利毕业。接下来，她又获得纽约大学电影学硕士学位，并且结婚生子。

　　重逢

　　当这位巴黎电影人，也就是艾莉斯的飞机在纽约降落时，葆拉正在位于布鲁克林东村(East Village)的公寓里收拾房间。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电影批评家，葆拉小部分时间是在家照顾2岁的女儿杰希(Jesse)。2004年4月13日早晨，葆拉陪着杰希上完体操课，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我并不想这样贸然告诉你，”对方说，“但你有个双胞胎姐妹。”

　　出于当过10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葆拉下意识地拿出纸笔：“你是谁？”

　　“凯瑟琳·鲍罗斯。”这位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收养服务部主任，终于帮助艾莉斯联系上了葆拉。由于葆拉10多年前曾与她们联络过，使得这次寻找无比顺利。

　　此时，窗外下起了倾盆大雨。葆拉觉得“心口好像压了块木板”，“完全无法呼吸”。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只有过两次这种感觉。另一次是大学二年级的报到日，她从地铁的楼梯摔了下来，头重重地砸在水泥地板上。当急救人员把她放在担架上时，她疼得几乎无法呼吸。

　　看着记事本上“艾莉斯·莎因”和“巴黎”的字样，葆拉拨通了凯瑟琳的电话。

　　“你好！”电话里传出和自己几乎相同的声音。

　　“艾莉斯？”葆拉这才意识到拨错了号码。

　　经过长达35年的分离，这对从牙牙学语时就没说过话的姐妹，现在开始煲起了电话粥。她们彼此相约第二天在一家具有中东风格的咖啡馆见面。

　　毫无疑问，双方都紧张极了。

　　葆拉表示向来不习惯照镜子，尤其是进入发育期脸上长出粉刺后。大多数时候，她只是瞥一眼橱窗玻璃，确定头发是否零乱。但自从知道有个双胞胎妹妹，她无论是刷牙还是抹口红，都要认真打量一番。

　　“或许我看到艾莉斯就像照镜子一样。”葆拉笑着说。

　　另一边的艾莉斯则开始观察街上的行人，并根据长相将他们搭配成双胞胎。

　　“我不断告诉自己要镇静，但还是止不住地兴奋。我有个双胞胎姐姐。”

　　在咖啡馆的圆桌前，几乎是同一个版本的两个人相遇了。

　　“你一定是艾莉斯。”姐姐首先打招呼，“我是葆拉。”

　　没有眼泪，也没有拥抱，这对骨肉只是拘谨地握了握手。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们有35年需要弥补。你如何问某人‘我们离开共同居住的子宫后，你做了什么’？”葆拉这样形容初次见面时的尴尬。

　　她们互相打量着：深棕色的大眼睛，带点俏皮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纤细的手指——她们的长相完全一样，除了头发颜色和长短不同。

　　“我们的确是同卵双胞胎。”艾莉斯打破了僵局。她们拥有太多的相同之处：说话时挑动眉毛，喜欢高挑的男生，习惯吮吸中指和食指，对同一种药物过敏，在大学里是女权主义者，爱听乡村女歌手的民谣，甚至童年和同一款名叫“布奇”的棕色泰迪熊睡觉……

　　在这家咖啡馆里，葆拉经历过无数次重大时刻：和朋友庆祝考上研究生，与丈夫第一次约会，为女儿举办满月派对……

　　如今，喝着西班牙里奥哈葡萄酒，她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在这里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