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安德鲁：我时刻都在怀疑自己

　　他们说我不了解中国文化，可我从来也不想假装成对中国文化很了解。我知道，这是座非常好的建筑，我们在建造未 来的传统，我相信中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自身的价值

　　本刊记者李乃清 　发自上海

　　“我是个年轻的作家。”

　　70岁的保罗·安德鲁这样介绍自己。

　　两本小说，两个演讲，两场媒体招待会，安德鲁的上海行程被排得满坑满谷：3月9日中午，他在外滩5号给外国友 人念诵《国家大剧院》的篇章；下午，他出现在上海书城，向中国读者签售新书《记忆的群岛》。3月10日中午，他吃着海 鲜蔬菜色拉，向餐桌边的西方记者讲述他的中国见闻；下午，他坐在绍兴路老洋房里，接受中国媒体的轰炸提问；晚上，他在 同济大学还有一场名为“设计的文化与技术意义”的演讲。随后，他将飞回巴黎，或许飞机就停在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那 是他29岁时的成名作。

　　“当然，我更是位年长的建筑师。”

　　每年，全世界有数以万计的旅行者，在全然不知其名的情况下体验过这个法国人的设计：从戴高乐机场开始，他先后 主持设计了开罗、尼斯、雅加达等全球大约50座机场，以独有的方式实现了空间的跨越。

　　“很多建筑师能在一些选项中做出选择，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只会给出通用的做法。一些人 可以那样做，但我绝对不能，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寻找解决方法的整个过程，我就无法做出任何一个选择。在我设计的建筑中， 95%我都亲身参与。

　　“我常对我的学生说，你能做什么往往与你对事物的怀疑成正比。怀疑是一种动力，你必须怀疑。事实上我时刻都在 怀疑，怀疑自己的工作，从不轻信任何人、任何事情。”

　　在中国，安德鲁设计的第一件作品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随后，他开始了在中国城市版图上的扩张，又设计了广州体 育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公共建筑。

　　1998年，安德鲁在皇城根前动土，开始设计意义重大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当人们热议这枚法国人制造的“蛋”是 否体现中国特色的时候，安德鲁坚信自己的作品跨越国界，属于未来：“我一直记得高迪谈论神圣家族大教堂时说的这句话( 他知道无法将之完成)，‘其他人会完成它的。’那是对生命、对时间的怎样的一种信任啊，他在我们所有人之上摆置了一种 无法达到的绝对，因而相对化了所有创造中包含的绝对个性。”

　　10年后，国家大剧院落成，安德鲁成了明星，他的蛋形设计似乎成了某种特立的建筑风格，但他并不想成为某种风 尚的引领者，“风格的概念对于自尊的创造者而言是一句空话。事实上，我十分讨厌建筑师是时尚引领者的说法，我从不认同 。国家大剧院前后延续了10年，10年时间早已没有什么时尚可以流行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如果一个项目选中了你，或 许让你成名了，但并不意味着你开创了一种时尚。时尚会让你迷失。当你进入一个项目的创作设计中，你必须保持独立的自我 。当然，国家大剧院是我此生最重要的建筑。”

　　朱镕基总理说，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

　　鸭蛋、牛粪、水母、海蜇皮……，伴随着铺天盖地的争议，国家大剧院有一堆让人津津乐道的绰号。“我很少看到鸭 蛋。大约60年前我吃过鸭蛋，只记得鸭蛋壳带青绿色。不过时间越久，我越喜欢‘蛋’的绰号。比起其他绰号，‘蛋’将更 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流传下去。”

　　10多年前，安德鲁发现刊登在《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决定竞标国家大剧院。“那是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在上 海，我和合作伙伴达米基叶讨论了那篇文章的内容。我说，我们应该参加这个竞赛，这将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也会学到新东 西。他非常同意我的意见。竞赛之初，我从没期望我会赢。如果我们足够幸运，通过了竞赛第一轮，应该能过第二轮。最后过 了四轮。这表明我们远不止是机场专家。如果我们没有参赛，那才是真的失败。”

　　安德鲁曾对他的中国朋友董强(《记忆的群岛》的译者)聊起一件轶事：在大剧院设计图纸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的重 要关头，朱 总理接见了他。安德鲁匆忙出发，急切中，竟然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谈话过程中，朱总理突然将眼睛 往地上看。窘迫的安德鲁以为朱总理看到了他两只鞋子不同的“熊样”，结果，朱总理一字一顿对他说：我们接受你的设计， 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假如有一天，有5 1%的中国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安德鲁非常敬业，一个月来一次工地。让人感动的是，退休后的这两年，他都是自费从法国来工地。”国家大剧院 中方设计总负责人姜维回忆道。

　　为了从不同地点与角度拍照，安德鲁几乎走遍了长安街。一有时间，他就登上景山，或到紫禁城最高的平台上去看大 剧院的外观。

　　“这是个有难度并且会受到很多苛求的职业。它会带来短暂的欢愉，有时不免会有许多失落。由于评判者对设计作品 往往不甚了解，有时会很轻视它，对设计师来说，这样的痛苦简直难以忍受。”

　　在上海书城签售会上，他向一位建筑界老者袒露，自己一度曾想放弃大剧院的设计。

　　“那时，我们接到指示，要修改建筑的位置，要求从紫禁城和天安门不能看到它。我们被要求将大剧院退后70米。 这让我非常气愤——你们不能把我的建筑像家具一样移来移去！之后，我们不停地修改，修改，再修改。”说着说着，这位羞 怯的法国绅士提高了嗓门。

　　如今，大剧院正式运营已有数月，但景山上那些打太极拳的老人不时还是会冒出一句，“这叫啥玩艺儿呢？”面对争 议和压力，安德鲁说：“他们说我不了解中国文化，可我从来也不想假装成对中国文化很了解。我知道，这是座非常好的建筑 ，我们在建造未来的传统，我相信中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自身的价值。”

　　从没想过自己设计的建筑

　　会成为杀手

　　“圆形与人性之间，存在一种隐密的、甚至构成性的关系。”这是《记忆的群岛》里的一句话。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报告厅。

　　灯光暗了下来，屏幕上投射出安德鲁的演示文档。

　　第一页：龙头下的水珠；第二页：树叶上的露珠；第三页：睫毛上的泪珠。

　　“它们的形状都一样。那这是什么？情感！”

　　闲聊文学时，安德鲁告诉记者，他十分喜欢中国作家莫言：“他的作品有一种直接而强烈的感情。”他提到了《檀香 刑》。

　　第二天，被问及2004年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坍塌事故时，安德鲁的叙述令人恻隐：原来，他的内心有“泪”， 甚至受着“刑”。

　　“每次飞机降落在你设计的机场时，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一名记者伸出录音笔。

　　“很不平静，我总担心自己有什么没做好。”

　　“坍塌事故发生时你在做什么？当时的第一反应？”

　　“那是个星期天，我恰巧在北京乡下，那里没信号。当我进入城区，接到一个电话——‘请你告诉我那幢楼到底出了 什么问题？’我甚至不知道在和谁说话，‘你是谁？’‘我是电视台的，快告诉我们怎么会出事的？’‘什么？’那记者很激 动——‘我说的是真的，他们死了，死了！’哦，天哪！我一下懵住了。就这样，我得知了那条不幸的消息。这一切实在太可 怕了。你从没想过自己设计的建筑会成为杀手，你甚至不能理解这一切怎么会发生。我的设计已通过各项测试，我知道那不是 我造成的，但技术专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当我返回戴高乐机场，那一刻，我站在那里，四处张望，试图理解这里所发生的 一切，但对我很难，可以说，至今我也没有恢复过来。”

　　面对这个问题，安德鲁不停地变化他的手势，双手合掌，十指相扣，难掩内心的紧张。

　　“我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场噩梦？可是……可是……”他的话音开始颤抖，眼里噙着泪。

　　“对不起，我不该问。”七旬老者的伤疤被揭开，那位提问的记者似乎有些后悔。

　　“没关系，毕竟，这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对话安德鲁

　　本刊记者李乃清发自上海

　　反对在大剧院内部引入中国元素

　　人物周刊：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认为，您的国家大剧院方案跟周围毫无关系，说得严重些，可以说是对周围地区的文化 和历史持一种不尊重的态度，您怎么看他的评价？

　　安德鲁：(大笑)要不是他那次竞标失败，他该不会那么尖刻。我记得他的方案，如果我的设计持有不尊重的态度， 他的就更不尊重了。我和他有交往，要是碰到他，我敢说，你可别那么说，你的评价是蠢话，想想你自己的方案吧。(笑)

　　人物周刊：不少人批评您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没有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听说您也曾考虑用书法这样的中国元素 进行内部装饰，后来为什么又放弃了？

　　安德鲁：事实上，我彻底抵制在建筑内部引入中国元素。但是，我从不否认这座建筑是中国的，相反，我始终确信， 它的建造将是一种发现和冒险的奖赏，而并非一种计算的结果。　　

　　笨拙地仿效古代文化，使用几种记忆中留存的形式假装得到古文化的护持，这是不恰当的。简言之，在大剧院中不要 有“中国特色”，不要不伦不类。尽管这样，并不妨碍这个建筑仍然是“中国式”的。不要“法国特色”，也不要“中国特色 ”。

　　人物周刊：贝聿铭在卢浮宫前造“金字塔”时也引起过不少争议，这和国家大剧院遇到的情况相似，您怎么评价他的 设计？

　　安德鲁：当年我手头翻到过这样的文章，上面写道：“法国文化如此精致、优雅、奇特，这个中国出生、美国工作的 建筑师怎么可能理解我们法国的文化？他永远都不可能理解！他不该造那玩意儿！我们要另找能领会法国文化的建筑师！”

　　当时这样的批评很多，我曾试图劝阻他们。从实用角度出发，卢浮宫要造个入口，它必须在地下，要有个玻璃屋顶， 贝聿铭的设计满足了这种需求，是个成功的作品。事实上，它的出现终结了建筑史上关于功能主义、美学价值等话题的永无休 止的争论。有人说它借鉴埃及金字塔，我说那是扯淡，那只是个四角锥体，它并不只属于埃及。

　　有人因为埃及的原因说贝聿铭的“金字塔”是坟墓，也有人说我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像坟墓，我很蔑视这些说法。

　　人物周刊：荷兰建筑师库尔哈斯说，中国满足了外国建筑师的野心。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安德鲁：在我看来，有野心的应该是中国。作为一个迅猛发展的国家，中国建造许多高楼，以此证明它的实力。作为 建筑师，我们是服务者而并非指挥者。当然，无论我们为谁工作，都不服务于指挥者，建筑师所服务的是建筑项目。

　　人物周刊：世界的面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您喜欢这种趋势吗？您的建筑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安德鲁：我想说，有两样东西必须区别对待：一个是令世界变得越发相似的全球一体化，另一个则是某种普世的概念 。我反对全球化，但我始终相信存在普世的东西。就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说，我们每个人哭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我相信，当我们难过时，内心深处所感到的悲伤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些人会哭，一些人忍住了泪水 。

　　建筑首先是普世的，然后，通过与当时当地各种条件相结合，拥有它具体的造型。正如国家大剧院，它是在中国建的 ，用的是中国的材料，还是由中国人造的。你们以后会相信，国家大剧院确实是中国的。

　　我最重要的设计是国家大剧院

　　人物周刊：您是如何步入建筑师这一行的？

　　安德鲁：建筑师是我并不了解它的时候选择的职业。事实上，22岁之前，我甚至没见过什么建筑师。我父亲是位数 学老师，他一直希望我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早先我学习物理，后来爱上了绘画，但我明白，父亲若知道我想当画家，他一定 会气炸的。因此，我选择了建筑，因为我喜欢画画，当然我也擅长物理。现在看来，22岁的我似乎做了件大傻事。对于那些 不确定要做什么，只想以最快方式赚到最多钱的年轻人而言，建筑师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这是一个占据了——甚至可 以说霸占了你的生活的职业。

　　人物周刊：在您设计的全部建筑中，哪个是您最喜欢的？

　　安德鲁：我喜欢所有这些作品。如果你问我，哪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当然是国家大剧院，因为它在北京的中心地带， 这里是中国人价值观的诞生地，而且它花费了我10年时间，我从未承担如此责任重大的项目。

　　人物周刊：有人说，建筑师的妥协是有底线的，何种情况下您会做出妥协？

　　安德鲁：坦白说，我从不妥协，我憎恶“妥协”这个词。我可以理解，试着变换思维。但是，“妥协”是对钱或者权 力的让步，我绝不妥协。我的目标是在史册里载入一个漂亮的建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