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军

　　为了防止金融的系统性风险，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挽救，但是政府出手挽救又会导致道德风险，更多的金融机构会借 这个时机爆出更多的问题以期政府救助

　　人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自己谋利益，这是经济学家理解复杂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出发点。

　　从小的方面来说，如果高速公路上没有电子拍照监控，驾驶员就多半会超速行驶。如果央行提高长期存款的利率，老 百姓就会在银行的营业网点排上几个小时去转存自己的储蓄。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法，企业主就会想方设 法减少正式的雇员。

　　如果政府出面解救濒临破产的银行，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银行去大胆行事。这后一种行为在保险行当里被叫做道德风险 。于是，美国政府出面挽救华尔街的行为，就被人这样描述了：它为了防止系统风险，去冒了道德风险。也就是说，为了防止 金融的系统性风险，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挽救，但是政府出手挽救又会导致道德风险，更多的金融机构会借这个时机爆出更多 的问题以期政府救助。经济的问题往往如此棘手。

　　人们对机会和激励做出合理的和可预测的反应，这也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可以预测的反应，政策的变 化和调整对经济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当然，根本的问题是，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接受关于人的这样的假设或者行动模式 呢？似乎这是必然和自然的，但却总是遭到社会学家的批评。自利的假设这个想法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了。1776年，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里花了不少的篇幅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一旦这个假设被采用，经济学就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区 别开来了。

　　社会学家批评经济学家的自利假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总能看到一些人并不那么自私，充满奉献和博爱的精神。 马克思时代看到的企业家和资本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贪婪的人。马克思说，他们对利润的追求从头到尾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但是今天，当盖茨决定不再担任微软公司的掌门人而转入基金会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还有必要推翻经济学关于人 的自利的假设吗？很多人认为经济学对人的假设已经不再有意义。人们甚至把盖茨的行为更多地用“利他主义”的假设来处理 。难道盖茨不是在利他吗？毫无疑问，盖茨的行为是利了他人。但是我们可以因此把盖茨看成是自利主义假设的例外吗？

　　这也部分地涉及中国人语境里的“利”和“义”的关系。盖茨这样的行为是利还是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经 济学家那里，“利”与“义”从来是不区分的。道理也不复杂，因为经济学家确信个人做出的任何选择总是有其道理的，这个 “道理”可以是“利”也可以是“义”。在解释类似盖茨这样的行为方面，我们不能不关注外部的税收政策(如遗产税)的影 响。如果把盖茨看成是自利主义假设的例外，我们就不能解释盖茨从前的行为和财富的积累。如果非要把2008年以后的盖 茨说成是利他主义的盖茨，那么，盖茨就不再是同一个盖茨了，这样的话谁信呢？

　　其实，即使“利”可以用财富来衡量，经济学家似乎也能从“利”中找到“义”的种子，更不用说高额的遗产税对“ 义”的深刻影响。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定理，叫做“边际效用递减律”。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积累了足够多 的财富，那么再继续增加财富的冲动就大大不如从前了。从这个逻辑就比较容易来解释盖茨的行为。企业家投身于社会公益事 业和慈善事业是对其增加财富冲动下降的一个纠正。精彩之处在于，这的确是一个既“拯救”了自己又帮助了社会的两全其美 的选择。

　　这样看来，1890年以后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分析个人行为的方法的确有高明之处。这个方法抓住了人们会对外部 的激励做出反应这一关键的要点。不过，人的确有些行为并不受外在的利益驱动，而仅仅是因为喜爱，比如喜欢登山的企业家 王石。

　　除了纯粹的商业性冒险行为之外，为满足自己的嗜好而去冒险的登山者与艺术家对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几乎是同类 的活动，并不为金钱所驱使，也不是对某个激励的反应，仅仅因为自己喜欢。这样的行为固然不少，但对经济世界而言却是无 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