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 约瑟夫·乔夫

　　奥巴马在德国柏林胜利柱的演说吸引了20万柏林人到场观看。柏林胜利柱是为了纪念普丹(丹麦)战争、普奥(奥地利)战争和普法战争的胜利而建。但是，20万仅仅只是柏林人口的6%，这一数据与我们所了解的近四分之三(74%)的德国人支持奥巴马(如果他们能够真的这么做的话)的民意测验数据根本无法相比。虽然差异很大，但这一数据却与其他西欧国家的大多数数据相吻合。当然，如果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确实是这么说的话，如果他们也在选举自己的总统并愿意接受相应的选举结果的话，他们的民意测验数据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不管相信与否，这些数字是如此的惊人以至于只能从宗教的角度去解释他们，而不能看作是一种理性的结果。

　　然而，在西方的民间，人们偶尔也会期待救世主。上一个被人称为救世主的人就是肯尼迪，正如苏联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因此，奥巴马会模仿肯尼迪并不意外，甚至连他的扬头动作以及声音的变形等小细节都要模仿。那么为什么要肯尼迪回来呢？欧洲人为什么能够与他如此一见钟情？毫无疑问，因为欧洲人把肯尼迪看成了最伟大的美国英雄，就如同自己国家的英雄一样，还因为他那有具几分法国风情的妻子，时尚的服装，高雅的气质。奥巴马也因为模仿肯尼迪而受到了欧洲人的欢迎。在外国人看来，奥巴马有些“非美国化”，因为他有一个肯尼亚父亲，而他的非口音英语也并没有暴露他来自何方，即表明他已深深地扎根于美国。最重要的是，奥巴马不是乔治-布什，更不是得州人，因此也不会对欧洲优雅的、彬彬有礼的世俗造成侮辱。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够团结从马德里到慕尼黑(而不能再继续向东)之间大多数的欧洲人，相信布什肯定会被视为邪恶轴心之人。

　　我故意用“邪恶”这个词，是因为它的宗教内涵。没有邪恶，就没有救世主；没有布什，也就体现不出奥巴马。当然，这里只是一种纯粹的预测。正如西欧人所有对待布什的表现都是对美国的恐惧和厌恶，但他们对待奥巴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布什代表了强权和武力的滥用：一个国家竟然两度发起战争，美国的强权使得欧洲人作为超级大国或征服者的时代一去不再复返；一个国家竟然将整个世界分裂成为黑白分明的两个阵营(要么你支持我，否则就是在反对我)，这与后现代欧洲的共识形成了对立。后现代欧洲的共识认为，所有冲突都刚刚建立，应该尽力寻找一种折衷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