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赵启强 /美国纽约报道

　　——访美国金融专家李山泉

　　这次经济危机同样是经济发展周期的典型产物，与以往的马克思所讲生产过剩没有太大差别

　　美国奥本海默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山泉在美国的金融界20多年，被誉为撼动华尔街的华人四大高手之一。从 2008年初开始，李山泉先生就对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发出警告，并认为，有六大因素，使这次危机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 ：

　　1、规模太大，涉及“万亿美元”；

　　2、金融产品太过复杂，清算起来非常困难，雷曼兄弟倒闭至今也无法核算清楚；

　　3、此次危机的爆发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将近十年的时间)，因而释放能量需要的时间较长；

　　4、地产的特殊性。如果地产没有大幅回升，这场危机的解决会非常困难；因为一切产品都是由地产衍生而来；

　　5、此次危机发生在金融界本身，靠“金融救金融”谈何容易；

　　6、是政府功能和决策上的摇摆。

　　李山泉的办公室在曼哈顿的世界金融中心。在9.11之后，金融中心取代了世贸中心，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金融大本 营。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交替。

　　在他背靠海湾的办公室里，开门见山，他一开始就向《瞭望东方周刊》抛出了一个“政策性周期”的名词，并以此来 解释此次金融危机。

　　在困难和危机时期，美国政府重视监管并严格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相反，在发展时期，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相 对松懈，因而形成某种程度的“政策周期”，这种政策周期会直接影响和决定市场的走向。

　　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在1933年、1934年，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法规，如证券法、上市公司法等 。李山泉认为，正是这些法律的制定和严格执行，保证了美国经济在二战以后的持续性发展。期间即使有过像1987年、1 997年的金融危机，也都能平安度过。

　　问题出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

　　上世纪末，一些金融机构以金融创新之名，推出许多金融衍生产品。这些金融衍生产品获利很高，相比之下，传统的 、以优化产业资本为目的银行借贷，就显得微利而失去了投资动力。于是，金融界努力游说国会，希望金融政策有所松动，以 适应金融业的发展。

　　终于，1999年，美国正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进行分业经营的限制性条款。

　　李山泉强调，分业经营条款的取消，使美国的金融版图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大的投资银行兼并许多小银行，有了商业 银行的功能；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则兼并投资银行或保险公司，如花旗银行就因为兼并了一些大的基金公司而变成花旗集团， 有了投资银行的权限；这结果是，风险很大的投资银行，可以像商业银行一样开办个人储蓄业务；而以前为保证中小储户资金 安全而受到政府严格监管限制的商业银行，也可以进行风险很大的金融投机；于是，老百姓的有限存款、甚至是养老金，都参 与到政府疏于监管的“有钱人的游戏”之中。

　　从那以后，投机的资金和范围迅速扩容，完全超出了政府的监管能力。“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建立起来的、 经过证明是有效的一些政策措施近年被取消，对这场危机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山泉说。

　　《望东方周刊》：有统计说，现在全球金融衍生品的总量是世界GDP的10倍，舆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根源，在 于金融衍生品的爆炸式增长。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李：“金融衍生产品爆炸式增长”的确对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这次经济危机 同样是经济发展周期的典型产物。这与以往的马克思所讲生产过剩没有太大差别。这次生产过剩，是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是 不负责任的廉价的信用所支撑的房地产业过度膨胀的结果。

　　至于谈到全球的衍生产品，62万亿是估计来的。现在还没有人能提供确切的数字。因为，衍生产品没有一个机构能 够统计得上来，其所包括的领域也很有争议。

　　《望东方周刊》：欧洲多家银行面临破产或被迫接受国有化，美国财长保尔森也说“如果需要，政府不排除将个别银 行国有化”，以你对美国的了解，你认为，财长所说的国有化将以什么方式进行？它是不是一个好办法？

　　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长期以来，中国改革领域有一种所有制决定论，我认为是很片面的。以美国为例，军工企业 是上市公司，应该是彻底的私人公司。但从产品的研发、生产到销售，不可能有任何私人公司的影子，与国有化的企业运行没 有太大的差别。这些企业，没有形式上的国有化，却在行为上国有化；反过来，在美国，你个人拥有土地，但决不是可以随便 支配的。土地的开发利用还有国家和地方各种法规的约束，决不是所有制决定一切。

　　美国财长承诺必要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可以直接购买银行的股票，直接成为银行的部分所有者，这当然也可以算作国有 化的行为。在紧急情况下，这应该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但以美国一贯的做法，当情况好转，政府的干预会很快停止，美国 的部分国有化也会逐步为私有化所取代。当年香港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时也曾直接购买了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当情况好转，就 又出售给了个人。我想，美国的国有化概念大概仅此而已。

　　《望东方周刊》：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与美国财政、金融界领袖人物会谈时谈到，“美国是借钱消费，中国是存 钱不消费，两者都有问题。中国储蓄达4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16万亿是居民储蓄，相当于3年的财政收入。”美国民众的 储蓄现状与当前的金融危机有什么直接联系？

　　李：这很有趣。中国的储蓄率绝对大大高于美国的储蓄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买房有按揭贷款，买车有购车贷 款，即便是最简单的购物还有信用卡。于是，在消费的过程中几乎看不到储蓄的存在。美国的普通民众，几乎不可能把主要的 资产放在银行里以储蓄的形态吃利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投资渠道，把储蓄迅速地变成了多重形式的投资。

　　当然，靠发达的信用把金融的预算链条拉得过紧，就为危机的到来积累了相当的能量。

　　《望东方周刊》：近期，花旗集团董事长、美国前财长鲁宾说：“美国当前的危机是长期低估风险造成的，是多种强 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处理起来更困难。这也是一场信心危机，”他这里所说的被低估的风险，具体指什么？如何摆脱他所 说的“信心危机”？

　　李：我理解应该是指金融创新，是对设定的风险估计太低，用经济繁荣时候的风险假设来套用一切情况，而大大低估 的风险。当然，这里也有监管部门对风险的麻痹而放松监管。

　　《望东方周刊》：金融危机最坏的时刻是否已经过去？

　　李：我认为，金融行业本身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但在经济领域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 金融市场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经济领域的变化会遵从经济生活的特有周期。可能要比预期的长很多，甚至会在个别领域有反 复。

　　《望东方周刊》：一年以来，中国的股市遭受重挫，一些人将此归之为这场金融危机，但中国将近70％的跌幅已经 创下世界股市跌幅第一，这与中国的宏观经济面极不相称，你认为中国股市的问题出在哪儿？以及，你怎样预测中国股市的未 来发展。

　　李：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历史的和全球的角度来看。首先，中国股市今年下跌的幅度可能是全球股市当中表现最差的 ，下跌的幅度很大。但是，这个幅度大体上是和去年上涨幅度相当。那么，我要问：当时中国股票市场在短时间内一花独放， 几个月就翻番的状况是正常的吗？

　　既然当初的上涨有那么多的不合理因素，现在的下跌不正是对以往不合理过高上涨的一个正确的调整吗？我们不能过 分强调现在的下跌不正常，而忘记了当初过分上涨的不正常。中国股市即使经历了今年股市的大跌，以价值方法判断(无论从 市盈率还是利润增长前景)，很多中国股票在世界同类股票当中，仍然不能算是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