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登没有“个人魅力”可言

　　问:我想我们稍微把话题变得轻松一点,说说这份工作带来的乐趣好吗?或者说您采访过的VIP,哪一个给您的印象最深?

　　答:哈哈,是的,1977年我在哈瓦那为美联社采访了当时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他当时心情很不错,还有点顽皮,还向我挑战,要和我打一场拳击比赛；我也曾和巴基斯坦的前任美女总理贝·布托聊天,1961年我在雅加达遇到了伟大的喜剧演员卓别林。也包括后来采访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当然还有臭名昭著的本·拉登。

　　有些人你见面了才会知道和印象中不一样。比如萨达姆,1991年我见到萨达姆的时候,他正处于权利的顶峰,他西装笔挺,装容整洁,还打着时髦的花领带,看上去就像一个电影演员,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可怕的人非常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不过,要说我感觉最有意思的人,还是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阿拉法特,我总共采访过他3次,每次采访我都兴致盎然,他总是那么积极热心,乐于阐述他对于局势的看法和他的思想,也是一个很好客的主人,很友善。

　　问:我以为您要说本·拉登呢,他是您采访过的最重要的任务,“世界上第一个采访过本·拉登的记者”,这个头衔听上去怎么样?您和这些头面人物打交道,有没有什么心得?

　　答:本·拉登的确是最重要的采访对象。1997年3月,我和CNN采访组,通过本·拉登在伦敦的办事处,在阿富汗本·拉登隐匿的山洞里采访到了他本人,我们的采访也是他第一次上电视_———我们的成功部分得益于CNN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国际电视新闻网,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也是第一个采用电视直播报道战争的媒体,本·拉登对此心知肚明。

　　采访之前,本·拉登的手下用了6天的时间确认我和摄制组的身份,采访时不能戴表、皮带、甚至不能带笔,因为他们怕我们会用笔尖行凶,或者在衬衣、袖口的缝隙内藏针一类的东西。我们的身上还被装上了光反射装置,不管我们走到哪儿,他们都知道。本·拉登身材很高,大约有1.9米,满脸胡须,穿着白色长袍,外罩一件迷彩夹克。采访中他没有笑容,他的眼睛一直闪着犀利的光,并且从头至尾握着自动步枪。他的特点是不许追问,基本上我们只能听他发布政策宣言,包括他的反美立场。刚开始我觉得他很像一个穆斯林牧师,比较温和,后来他的表情就越来越激动和愤怒,态度也显得非常强硬。

　　不过我得重申一句,一个最重要的采访对象,不等于一个有意思的采访对象。采访本·拉登的过程并不有趣,我还是比较喜欢阿拉法特,他比较有一种人格魅力,本·拉登没有任何“魅力”可言,他是一个屠戮者。

　　要说心得,我有一个教训:永远不要和你的采访者走得太近,保持一臂之遥,不要在工作之外发展不必要的私人关系,不要随便和他们吃饭什么的,特别是,别让他们左右你将要报道什么。永远保持独立性。决不出卖新闻原则。

　　问:不过,您也因为采访本·拉登,这样一个反美对象,遭到指责,事实上从越南战争开始,您所参与过的每一场战争当中,您的报道几乎都引起过争议?

　　答:是的,911事件发生后,人们才想到我关于本·拉登的采访。但可惜的是,本·拉登的那些恐吓,之前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后来我收到充满责备和敌意的邮件,人们认为我采访本·拉登是不爱国的表现。我也曾因为萨达姆的采访,遭到过猛烈抨击,甚至收到死亡恐吓。还有人把我描述成恶魔的化身,说我有超自然能力,比如头上长出绿色的角什么的,还有一位老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她家的所有植物在我播报新闻之后一夜死光。

　　类似的指责早在越南战争时期我就听到过很多次。一些新闻历史学家认为,对越南战争的报道是美国新闻史上的“黄金时期”的一部分,我不怀疑这一点。那么多普利策获奖者在越南战争中赢得荣誉是因为他们讲述了战争中发生的真实事件,而那些事情是军方曾经试图掩饰的。比如1968年,出于报复,美国士兵在米莱的一个村庄杀死了大约400个越南妇女和孩子。西摩·赫什关于“米莱屠杀”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杀人的士兵遭到了公开审讯。

　　在越南的时候我们总是听见有人对我们咆哮:“为什么你们不和美军合作?”“为什么要肆意抨击战争?”“为什么用诸如‘英勇善战’之类的词汇形容对手?”而我想强调的是,我是一名记者,我不反战、不反美、也不反共,我是历史的见证人,我的报道不会违背原则,我不希望隐瞒真相。

　　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意义重大

　　问:您曾经采访过《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也曾多次来中国,对中国印象如何?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何评价?

　　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频繁地来亚洲已经50年了,我亲眼目睹了曼谷、河内等中心城市的变迁,其中还有香港。1964年我在香港结了婚。1968年我父亲在香港度过了最后几个星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旧香港风景如画,人口稠密的街道、繁华的商店,和港湾的风帆渔船,都给人印象深刻。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中国,成为中国开始书写世界传奇的重要前沿。

　　1972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当时是从河内转道北京回国。我在北京呆了3天,很少获准离开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酒店,我被禁止在北京任何地方拍照,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亲眼见到了红卫兵,还有人们随时携带“红宝书”的样子。1979年我随同联合国官员再度来到北京,见到了邓小平。那个时候他正在主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社会主义不等于集体贫穷”,而正是邓小平理论让中国走向今天的繁荣富强。一连好几天我都看见他在开会,日理万机,他对记者非常亲切友好,我们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连五夜的官方晚餐,还去参观了故宫,还被允许四处走动拍照。最近几年来,我也经常因为学术活动去北京和新闻业人士交流,一次又一次看到北京日新月异的面貌。由于大型建筑和人口的扩增,北京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中国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封闭,与西方世界隔绝开,1979年我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在向世界开放大门,是邓小平打开了这扇国门。我对改革开放30年的评价是:中国从一个封闭、朝着错误路线发展的国家,逐步走向开放,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这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次天翻地覆的改变。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非常棒,地震救援工作也显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21世纪中国更是变成影响世界格局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