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4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2005年甚至达到 182亿吨，接近1990年187亿吨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撰稿·陈冰(记者)

　　气候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科学研究及其依据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增加是 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在过去50年里，中国的气候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气候变化还将不断地给中国，尤其是长江 三角洲地区带来威胁。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性严重威胁，急需做出全球性的响应。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尼古拉斯·斯恩特在其主持撰写 的《斯恩特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独特挑战，因为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市场失灵现象。证据 显示，气候变化可能对经济和社会活动带来重大风险，其破坏性可能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加上经济大萧条。

　　虽然没有人可能完全预测气候变化的后果，但减缓——亦即采取有力的行动减少排放，已经被视为一种投资，一种为 避免在现在和未来数十年里产生非常严重后果的风险所需要的成本。如果以明智的方式投资的话，这些成本是可以控制的，而 且效益将大于所需付出的成本。

　　4月底，来自英国和中国江浙沪三地的经济、环境和能源方面专家，就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展开对话，以期把握发展 趋势，发现机遇和挑战，明确战略和解决办法，以确保政策制定者能在新的低碳世界中发挥有效的战略领导力。

　　全球影响

　　科学证据显示，如果在气体排放上还是走“照常营业”(即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置之不理，还是依照既有的方式营业运 作)的道路，那么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将越来越严重，且不可逆转。

　　目前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约为430ppm二氧化碳当量，这个数据在工业革命之前仅为280ppm。这已经使 全球温度上升高于0.5℃。由于气候系统的惯性，温度还将在未来数十年中继续上升至少0.5℃。

　　即使每年的排放没有超过目前的速度，到2050年，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也会比工业革命之前增加一倍，达到 550ppm二氧化碳当量，并且持续上升。实际情况是，排放还在加速进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向高碳基础设施投资 ，以及全球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增速，据预测，温室气体含量达到550ppm二氧化碳当量可能提前到2035年。按此水 平并根据目前所使用的气候模式来看，全球平均温度上升超过2℃的几率至少是75％，也许还会高达99％。如果再预测到 本世纪末，那么，在“照常营业”的情况下，温室气体的存量将增加3倍多。未来几十年里，全球平均温度升高5℃的几率至 少是50％。

　　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能源项目副主任吉姆·沃森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他们的研究预测，如果气 体排放持续增加的话，地球温度必将再上升3至4℃，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将受到威胁：包括用水、粮食生产、健康、土地使 用和环境。

　　“融化的冰川开始时会增加洪水产生的风险，之后会严重降低水的供给。地中海和南非的径流量将减少30％以上， 世界各地冰川中的小山脉会消失，最终威胁到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这些人主要居住在印度半岛、中国部分地区和南美的安第 斯山脉。与此同时，海平面升高，还将危及世界主要城市，如伦敦、上海、纽约、东京和香港。”

　　“粮食生产将逐渐下降，特别是在非洲，这可能导致数以亿计的人失去生产或购买足够粮食的能力。在中到高纬度地 区，粮食生产虽然因为气温上升2到3℃而增产，但持续上升也将最终导致产量下降。当温度上升稳定达到甚至高于4℃时， 全球粮食生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生态系统也将遭到严重且最终不可逆转的破坏，暴风雨、森林大火、干旱、洪水和热浪的密 度会越来越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兼全球碳计划亚洲区域北京办公室主任徐明进一步描述了气候变化在中国 的影响。“青藏高原2/3面积的多年冻土层发生融化，高寒植被退化，使青藏高原的有机碳储量明显减少，沙漠化趋势加重 。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按照预测，相对于1961-1990年，2020年华北地区的玉米产量可能降低14 ％，2050年降低25％，2080年降低31％。生长期缩短和可用水量减少将可能是未来玉米减产的主要原因。”

　　徐明研究员还特别指出，气候变化在中国的表现更为复杂。“以降雨为例，华北地区的降雨在减少，长江下游尤其是 夏季，暴雨却在显著增加。长江中下游地区，白天气温在变冷，夜晚温度却在升高。我们一直说气温变暖，但实际上，变暖的 过程中的突然变冷对我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2008年的雨雪冰冻灾害，交通等问题都过去了，生态灾难却是长期的。我去 考察湖南的林场，林场的场长哭了，说雪灾过后很多的树都死了。”

　　“不过，我们之前的研究大部分注重在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其实也会带来一些有利的机会。最简单的例子是， 之前东北农业种植带，种玉米种不了小麦，现在则可以利用温度升高的契机种植小麦。中国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关键是制定一 个合理的应对策略。”徐明说，“对于研究者而言，如何减少不确定性，用更可靠的模型预估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变化特征是 关键。就好比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我们会准备好雨伞或者雨衣。如果我们做了准备，未来的损失就会显著下降。”

　　分歧重重

　　斯恩特在报告中预测，如果“照常营业”的话，将会造成相当于全球GDP5％-20％的损失。“虽然这样的估算 显示出的损失成本已经相当高昂，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还有很多重要的因素没有被计算在内。”要避免气候变化持续加剧， 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至少要减排30％的温室气体，2050年前更要进一步减至70％-80％，这样，全球届时的总 减排量才会超过一半。如果做不到这些，我们的子孙将会面临严峻的气候危机。

　　如果从现在就开始积极执行减排策略，将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500-550ppm二氧化碳当量，那么到2050 年前每年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成本大概只占全球GDP的1％。由此可见，虽然从高碳向低碳发展转化需要花费相当大的 成本，但低碳、高效能和服务市场的扩大同样会带来很多商机。

　　眼下，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经达成不少共识，但在如何减排方面却依然分歧重重，进展缓慢。特别是席 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打乱了一些国家节能减排的步伐。面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暖两大全球性危机，德国发展研究院院长德克· 梅斯勒提出，“与其各国分别实施大规模投入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保存传统工业结构，不如推出全球合作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 划，通过变革，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然而，这个富有建设性的提议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 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具体说，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 ％、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 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

　　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 了《京都议定书》。直到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才正式生效。2007年12月，澳大利亚签署《京都议定 书》。至此，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早在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刚开始第一任期就宣 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理由是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不仅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还经常发布一些报告强 调，由于经济的强劲增长和持续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大量排放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到2030年，中国 每年的碳排放量将超过120亿吨”，是美国的近两倍。实际上，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欧洲的一半，是美国或澳大利亚 的四分之一。中国人均生态足迹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具体而重要的行动，不仅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还明确提出到2010年实 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200 8年，在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投资中，很大比例用于节能环保和提高能效。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对承诺的履行却不乐观。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4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2005年甚至达到182亿吨，接近1990年187亿吨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它们对发展中 国家的援助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据英国《卫报》报道，2001年，欧盟、加拿大、瑞士、挪威和新西兰等国曾在德国波恩 承诺从2005年到2008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4.1亿美元的援助，但迄今兑现的金额不到1.8亿美元……

　　麦肯锡《中国的绿色革命》撰写团队负责人张海濛告诉记者，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谈影响 。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排放量巨大，发展中国家质疑凭什么之前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发展中国家来均摊。“就好比有1 5个馒头，之前10个都是发达国家吃掉的，现在却要发展中国家来分摊成本，这明显不合理。再说，《京都议定书》的期限 马上就要到了，发达国家并没有完成承诺，这笔账该不该清算？是不是该等发达国家完成了之前的减排目标再来说发展中国家 的减排目标？”

　　另外一个重要困难在于技术转移和融资。张海濛指出，发达国家已有的一些技术足以让我们的能源效率提高一倍，问 题在于这些技术由大的财团公司垄断，它们并不愿意轻易地、无偿地将之前耗巨资研发出来的技术拱手相让。“比方说发动机 技术，美国已有的技术完全可以使我们能源效率提高一倍，但是现在我们用不了。轮胎技术也一样，都存在着技术壁垒。”

　　“再说融资问题。虽然按照联合国框架公约的规定，发达国家要给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但在具体实施中却遇到诸多 问题。发达国家要求审定项目再援助，发展中国家要求有了援助再开展项目。这种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讨价还价让融资变 得非常困难。”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伯平认为，全球协调之所以步履维艰，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和国家会缺乏内在 驱动力。“温室气体从经济学来讲是一个外部效应问题。这个外部性的东西是全球享受的，但是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却必须 内部付出成本，成本和收益不对应。而且，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涉及到生产模式还有生活模式，这个模式的改变意味着人类 过去一两百年生活和生产的模式都要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带来很大的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和变化是不对应的。这种不对应 造成收益上也不对应，使得政策上、协调上更加困难。我们知道美国在减排温室气体上一直是比较低调甚至比较抵触，因为美 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消费模式。不过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美国明确表示，支持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上达成新协议并将积极参加有关谈判。奥巴马承诺，美国已准备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中发挥带头作用。”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近在眼前，但是就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目标以及给发展中国家援助三大争议问题， 世界各国依然未形成有效共识。全球协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征程充满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