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

　　先录清朝时的一则令人悲哀的轶事：英国战舰已抵定海，战争一触即发；大清国知县登船质问对方“为何而来”！中 国人无法理解，英国为鸦片不惜一战，但借口却是无比高尚的“自由贸易”。这种言行不一，是西方文明中的常态。

　　希腊债务危机又是一个例子。

　　2001年希腊希望进入欧元区，但由于其财政收支赤字超过了欧元区低于国家GDP3%的规定，因而便向华尔街 特别是美国投资银行“高盛投行”求助。这家曾因引发了次贷危机而闻名的银行为希腊做出了大致类似的设计。高盛为希腊做 了一笔“货币掉期交易”：高盛接受了希腊的100亿美元和日元国债，将其转变成90亿欧元的债务和10亿欧元的现金， 并以希腊赌博业和机场税等未来收入作为抵押，将这笔现金返回给希腊，规定10年后希腊必须用欧元抵还所有这些债务。这 样，希腊便使本国账面上的10亿欧元债务暂时消失，从而使国家负债率下降至符合进入欧元区标准的1.2%。正是由此希 腊成功进入欧元区。而高盛投行除了拿到希腊支付的3亿欧元佣金外，手头还控制着希腊这笔巨额债务。

　　到此为止，这也许还是一场正常交易。然而问题在于此后高盛不仅在2005年将手头这笔债务合约在并没有充分说 明实情的背景下分批转卖回希腊，而且又做出了一个新的举动：向市场大量购买这一交易的CDS，一种“信用违约互换”， 也就是赌希腊在债务到期后出现支付能力不足的保险。

　　在这种背景下，高盛就需要在市场上摧毁希腊的支付信誉，从而使希腊的“信用违约互换”保险大幅上涨，这时高盛 就能够将手头的CDS再大量抛出，从中牟利。这正是在今年2月初出现的对希腊支付能力攻击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从去年7 月至今，高盛手中购入的希腊CDS已经狂涨了3倍。也就是说，高盛一方面为希腊举债，另一方面则在赌希腊支付能力不足 ，从两头牟利。

　　如果再进一步探究下去，则可发现，其实欧元区各国对此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意纵容。事实上希腊在进入欧元区时 的真实负债率，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秘密！然而欧洲为了支撑欧元区的扩大，将纳入希腊、意大利等国家 视为一种政治行为，因而故意对希腊在高盛谋划下的这种“金融创新”视而不见。而如果希腊在犯下了入欧元区时的“原罪” 后真的勒紧裤带创收还债，事情也是可以转变的。然而不仅希腊没有能够平衡债务，而且欧洲“欧盟统计局”还根据政治需要 多次对各国的负债率等数据标准进行调整，以便保证欧元区内国家的金融信誉始终处于最良好状态。这一系列的带有“欺诈” 性质的行为目的是什么？

　　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高盛投资银行的“大胆创意”，希腊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高盛是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投资 银行之一。2009年其利润达到130亿美元。其秘诀即在于不顾一切道德准则或其他准则地去盈利。而且不怕大赌、狂赌 。

　　法国专家们指出，这些大投行之所以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它们知道，一旦失手，影响之巨大，是没有一国政府能让它 们破产的。更何况，高盛的人员与美国行政当局几乎“常来常往”，高盛高管不是美国政府的前任高管，就是候选人；甚至连 欧洲的各国中央银行里也布满了高盛的前任或现任高管(如意大利央行行长就是高盛昔日的高管)。如果有人告诉你，今年初 参与高盛攻击希腊的两家美国对冲基金中有一家的负责人就是布什总统时的财长保尔森，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这岂不是表明，类似高盛这样的投行是永远的赢家？

　　按我说的做，而不要按我所做的去做，这是西方文明告诉其他文明的一句常话。希腊债务危机非常明确地表现出，做 与说从来不是一回事。问题在于我们到底是以西方的“做”还是西方的“说”来理解西方，来制定我们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