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走进安妮的密室|奥托|安妮|荷兰

原标题：轻轻走进安妮的密室

轻轻走进安妮的“密室”

脚步轻轻，轻轻……是怕惊醒了睡梦中的安妮？还是怕难以承受心灵的震撼？推开虚掩的书架，钻过低矮的洞口，顺着窄窄的楼梯爬上阁楼……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无论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263号，走进那个留给世界一本日记的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的故事之中。

在阿姆斯特丹那密如蛛网的运河旁，数不清有多少这样的小楼，可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地冻天寒，唯独这座小楼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安妮·弗兰克，那个不到16岁就被纳粹夺去了生命的孩子，以一本厚厚的日记告诉世人：活着，并且永远要记住。

一

从街面上看，“安妮之家”这幢小楼与紧邻的楼房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你走到后院，就可以看到这幢楼的背后还紧贴着一个三层的小楼，就像是一个背包一样。那便是安妮所称的“密室”。在这个“密室”中，安妮与父母、姐姐和另外四个犹太人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她用自己的日记记录了“密室”中的生活。

“密室”早在50多年前已被纳粹洗劫一空。尽管有人曾建议复原“密室”中的摆设，可安妮的父亲却不同意用虚假的模型来替代那些记忆苦难的原物。“密室”中留存下来的大都是贴在墙上画片。像所有那个年龄的小姑娘一样，安妮也把当时的歌星、影星的画片贴在了自己卧室的墙头。在另一间小屋门旁的墙上，还可以看到一幅自制的地图。当年，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密室”中的人们就一边悄悄地收听广播，一边在地图上标出盟军的进军路线。在奥托房间的门边上还有几道深深的铅笔线，从记录的日期看，安妮在这段时间里长高了13厘米。

纪念馆里虽然很少安妮的遗物，但仍有不少照片。安妮的父亲奥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所以才能为我们留下许多安妮的照片。那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为我们讲述一个犹太女孩的故事。

小安妮1929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就像所有普通德国女孩子一样，安妮也有过欢乐的童年：1929年7月，欢快活泼的安妮在和德国小朋友在草地上一起玩耍；1933年3月10日，小安妮与家人一起去法兰克福市的商业中心，在回来的路上照了一张照片，小安妮腼腆地站在母亲的身边。几个月后，迫于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小安妮全家便迁居到了阿姆斯特丹；1934年秋，安妮上学了。照片上的安妮和班上30多个小朋友一样，表情略显紧张。

1942年的夏天来临了，放假前，安妮拿到了成绩表，除了代数的4次考试全是6分以外，其他10多门功课成绩几乎全是8分或9分。在当天日记中，她这样写道：“在成绩这件事上，他们（指自己的父母）的看法与别的父母不一样，成绩好坏，他们从来不担心。”其实，当时安妮的父母亲那还顾得上看她的成绩，他们在为全家的命运担忧着。

在展出的照片中，有一张虽不是奥托所照，却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照片摄于1942年5月，那是数十位犹太孩子的合影，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依然流露出天真的笑容，可胸前缝着的那个大大的六角星符号却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照片中没有安妮，但安妮的命运和他们一样。1942年5月，占领荷兰的德军要求所有6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在左前胸缝上这样的标志，一场大迫害就要开始了。同年7月6日，安妮一家藏进了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楼后的“密室”。

二

在楼下的展览厅里，我看到了那个敞开着的日记本。1942年6月12日，星期五。那天早上6点钟，安妮就兴奋地睡不着了，因为这一天是她13岁的生日。7点钟她就走进了父母亲的房间，尽管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占领了荷兰，全家人的命运未卜，可安妮的父母亲还是要给孩子一个欢快的生日。那一天，安妮收到了很多礼物，有胸针、拼板玩具和蜡烛，而她最喜欢的就是这本粉红色格子布面的日记本。从此，安妮开始写日记，她把自己的日记称为最好的朋友“吉蒂”。

一个月后，她和家人一起躲进了“密室”。在两年的时间里，安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她常常在日记本上贴了一些旧照、明信片和画片等，在一旁写下说明。在一张她觉得是自己最漂亮的照片旁，她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真希望自己能永远像这张照片上那样年轻、美丽，我要去好莱坞拍电影。”安妮有时为了给日记做些补充，还贴上一些夹页。她的笔迹有时工整，有时有些潦草，但笔迹中流露出的却是一个女孩子特有的稚气。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经常心情沮丧，可是从来不绝望。我将我们躲藏在这里的生活看成一场有趣的探险，充满危险与浪漫情事，并且将每个艰辛匮乏当成使我日记更丰富的材料。”

1944年3月29日，安妮从广播上听到，荷兰政府打算战后把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信和日记搜集在一起出版，她就产生了写一本与“密室”有关的小说的愿望。复活节的那天，突然有警察进到小楼里搜查，所幸没有发现“密室”，可“密室”里的人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刻。父亲建议安妮烧掉日记，安妮则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日记完了，我也不要活了。”

在那个狭小的“密室”里，是“吉蒂”伴随着安妮度过了一个个紧张、单调的日子，也是日记给了安妮一个打开心灵之窗的机会。这一年的5月1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战后她想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将依据她的日记写成，书名就叫《密室》。几周后，安妮开始编辑她的日记，她把日记本上的日记誊写到一些白纸上面，还做了一些文字上的裁减和增补，改写了一些段落。与此同时，安妮依然坚持在日记本上写着日记。

1944年8月4日，一个晴朗的夏日。密室中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奥托走进了彼得（另一个藏在这里的犹太男孩）的房间，准备给他上英语课。他瞅了一眼手表，快要10点半了。通常，他总是在这个时间开始讲课。忽然，他们听到楼下传来了陌生人的吼叫声。

帮助安妮一家躲藏的米普后来回忆说，她没有听见敲门声，突然看见有个瘦高个的人拿着手枪站在门口，他压低嗓门说：“谁都不要动，不许开灯！”紧接着，几个盖世太保冲了进来，他们显然已经知道了“密室”的位置。几分钟之后，全身制服的纳粹警官卡尔领着几个穿便衣的荷兰警察爬上了“密室”。卡尔吼叫着让楼上的人全都把钱和首饰交出来。他一把抓过了安妮的小皮箱，将所有的东西抖落在地。显然是有人告了密。藏在楼上的8个犹太人随后全被送进了警察局。是谁出卖了他们？这个谜至今也没有解开。战后的调查表明，就在那天早上，有人给纳粹当局打了个电话，报告了有人躲藏在密室中。

当晚，米普爬上了小楼，她在一片狼藉的屋子里看到了安妮的日记本和奥托一家人的影集，便把这些东西锁在了楼下办公桌的抽屉里。一周后，德国人将“密室”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搬走了。米普当时心想，安妮一定会活着回来，到那时她将把日记本亲手交还给安妮。

在安妮一家被捕后，米普曾千方百计地托人去疏通关系，设法把他们救出来，她甚至试图收买那些盖世太保，可最终还是未能成功。8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活到了战后。

奥托后来回忆说，4天后，他们被送到了犹太人的转送站—荷兰北方的威斯特伯克集中营。1944年9月3日，他们全被押上了列车，这也是最后一列从荷兰开出的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安妮一家所在的车厢里共有70多个犹太人，到奥斯威辛的第二天就有一大半人被逼迫着走进了毒气室，所有15岁以下的孩子全部被害。安妮因为刚刚度过了15岁的生日，才躲侥幸过了这第一场灾难。

随后，安妮和妈妈、姐姐又一道被送到了附近的波肯奥集中营。那个集中营中当时有39000多犹太妇女。她们到那里的当天就被剃去头发，在胳膊上烙上了号码。

一个多月后，纳粹又将安妮和姐姐与她们的母亲强行分开，送到了德国汉诺威附近的波根－贝尔森集中营。曾在那座集中营服役的弗兰克·福德说，她们的头发都被剃掉了，表情冷若冰霜，根本认不出是女孩子。安妮失去了她曾经引以为荣的满头黑发。另一位曾与安妮关在一起的犹太妇女说，当安妮看到衣服上都爬满了臭虫、跳蚤时，她吓坏了，脱光了衣服，卷缩着裹在一条薄毯里打抖。

有一天，安妮忽然听到有人隔着铁丝网叫她，原来是同校的朋友丽丝。当天晚上，两个人冒着危险，悄悄地爬到铁丝网前交谈。丽丝战后回忆说，“那一幕太悲惨了，安妮一看到我就哭了起来，她对我说，‘我已经失去了双亲。’我后来总是想，假如安妮知道她的父亲那时还活着，她也许会有力量坚持活下去。”

1945年3月的一天，安妮的姐姐因斑疹伤寒而死，安妮因受传染于几天后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两姐妹的尸体被扔进了集中营旁堆满了死尸的大坑中。

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放了这座集中营。

三

战后，奥托回到了阿姆斯特丹，见到了米普。起初，米普没有把安妮的日记本交给他，她还是盼望着安妮能出现在他们面前，她能亲手把日记本交给安妮。可是，后来查出的集中营档案表明，安妮和她的姐姐已经不在人世。得知这个消息后，米普才把日记本交给了安妮的父亲奥托。

奥托含着泪读完了日记，他没有想到，安妮会把“密室”里两年的生活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他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整日心惊胆战的生活中，小安妮已经悄悄地长大成人了。奥托将日记的一部分打印出来，寄给了在瑞士的母亲。随后，他又让一些亲朋好友读了日记。大家都支持奥托将这部日记出版，可他接触的一些出版商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的真正价值，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

1946年3月6日，一位荷兰历史学教授在荷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安妮的日记，这才引起了许多出版商的注意。1947年6月25日，安妮日记出版，首印1500册。奥托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们觉得，我无权把这本日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它是展示人性的极有意义的文件。起初，我不大想出版这本日记，可我越来越相信朋友们的话是对的。一天早上，我从报上读到了有关这些日记的报道，标题就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接着有出版商来找我，就这样，日记的第一版于1947年问世了。安妮一定会为此而感到骄傲。”

首版日记的书名就叫《密室》，它很快就被翻译成法文、英文、中文等55种语言。从1947年至今，《安妮日记》经两次补充，目前在全球印行达2500万册，成为一本“让全世界感动的日记”。1955年，根据日记改编的话剧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剧中安妮最后说的话就出自她的日记：“不管怎样，我仍然相信人们的内心是善良和美好的”。这句话震撼了成千上万观众的心灵，使这部话剧成为许多国家舞台上至今仍在上演的经久不衰的剧目。后来，安妮的故事又被好莱坞拍摄成影片，并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奖。

安妮的父亲奥托一生致力于传播安妮的故事。1979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安妮在她的日记里从未谈到过仇恨，她说，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仍然相信人们的内心是善良和美好的。战争结束后，她要为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而工作。”《安妮日记》出版后，奥托收到了成千上万封世界各地读者的来信，有许多都是孩子们写来的。奥托总会在回信中说，“我希望安妮的书将影响你的一生，并且通过你来影响你周围的人们。”

《安妮日记》出版后也曾引起过争议，有些人起初怀疑这些日记可能是后人编的。他们认为，一个14岁的孩子是写不出这样一些文字的。更有一些新纳粹分子也借机造谣，说日记是假的，甚至有人还写了一本书来否认这些日记的真实性。1980年，奥托去世，他临终前将那本粉红色日记本的所有安妮改写在散页上的手稿交给了荷兰政府。经过专家根据对纸张、墨水和笔迹的鉴定，确认这些日记是真实可靠的，毫无疑问是出自安妮之手。

1986年，荷兰出版了全本的《安妮日记》，其中包括那些安妮改写过的不同的部分。1998年，荷兰法院判决，安妮日记的真实性不容争辩，任何诋毁《安妮日记》的人都将受到刑事处罚，并要被处以25000荷兰盾的罚款。有关法规还明令禁止出售诬蔑《安妮日记》的书籍。

1997年1月，英国《泰晤士报》开始连载《安妮日记》在出版时删去的一些内容。拥有手稿的荷兰战时文献研究中心公开承认，早先出版的《安妮日记》确有删节，主要是因为奥托担心一些描述性爱的段落会引来非议。“爸爸和妈妈会容许我这么大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与一个不满17岁的男孩子亲吻吗？他们肯定不会的。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力，那该是一个多么恬静、多少幸福的时刻啊！”安妮这样写道。当这些富有感情的内容公开后，许多读者不仅觉得这样的心理表述无损于安妮，反而使这个花季少女的形象更加充实、感人，更增加了这本日记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1998年8月，《安妮日记》又有了新发现。荷兰战时文献研究所的专家又找到了5页新的《安妮日记》手稿，这5页日记由一位曾在安妮基金会工作过的雇员保存着。这家研究所的发言人巴诺夫说，他们原先以为1986年出版的《安妮日记》是一个全本，但没有想到还是有5页被遗失了。手稿很可能是奥托在1980年去世前交给那位雇员的，内容中有安妮对父母婚姻的批评。专家们认为，奥托不会把这5页日记作为礼物送出，他也许是想请此人保管，以免公诸与众。因为奥托不愿让日记过多地暴露他们的私生活。荷兰战时文献研究中心和分别设在阿姆斯特丹和瑞士的两家安妮基金会已经要求手稿的保管者交出这5页日记，以便能够尽快出版一本完整的《安妮日记》。

今天，安妮已经成为在二战中被迫害而死的600万犹太人的象征。 “安妮之家”也成了举世闻名的纪念馆。展览馆的服务人员告诉笔者，来这里参观的人数逐年增加，上世纪80年代初每年约30多万人次，而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到了60多万，2002年已达到90多万，平均每天都有2300人次。参观者中最多的是美国人，其次是荷兰人，而第三多的就是德国人。为了满足参观者的需要，安妮基金会还在小楼旁修建了一座大型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