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刚：谁改变了“美国精神”

　　作者：王鸿刚

　　游行示威正席卷美国，目的是阻止政府对驻留美国的非法移民采取强硬措施。目前，美国大约有1200万非法移民，通常他们是社会上最沉默的一群，而今却在沉默中爆发。

　　事情缘起于去年12月众议院通过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把非法驻留定为重罪，并要求

政府加大对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的处罚力度，同时采取严格的边境安全措施防止非法移民入境。虽然法案还在审议中，反对的声浪却已铺天盖地。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倾巢出动，用街头政治的形式争取自身权益，其规模和激烈程度为几十年所未见。

　　之所以有此波澜，全在于美国政府面临的三个“两难”：经济上，美国需要非法移民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以长期以来对非法移民群体的存在睁一眼闭一眼；而一些人却认为，一旦严打非法移民，合法公民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合法”穷人的收入也将大大上升。

　　安全上，有两种看法，但实施成本都不小。一是政府严格边境管理，防止恐怖分子入境，同时对非法移民严加惩治。但这样一来，势必使非法移民潜伏得更深，更难以融入美国社会，激增政府的安全管理成本。二是放宽对非法移民的限制，承诺最终给予其合法身份。而这无异于鼓励非法入境，造成边境执法的困难。

　　国家认同上，亨廷顿领衔的“保守派”认为，美国民族认同的核心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和美国信念”，来自拉美的大量合法与非法移民（占了1200万的78％）正在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构成威胁，使这个国家“西班牙语化”，带来了“我们是谁”的困扰。“自由派”则针锋相对，指出美国精神的本质是开放和多元，对拉美裔的排斥，本身就是对美国国家认同的违背。

　　以上是非法移民问题“波澜”的前因，至于这波澜何以演绎成“狂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个人的非法移民原本只是层层叠叠的社会积弊中的一个副产品，而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

　　但在美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真正的原因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刺激选民的非理性情绪、哗众取宠地寻找替罪羊的努力，却常常博得一片喝彩。这不仅是那些默不作声为美国劳作的非法移民、对美国精神推崇备至的少数族裔的悲哀，更是美国政治体制下的所有美国民众的悲哀。

　　今天的美国人过得不舒服，也想抖擞精神。但当经济体制生锈这个真正原因被忽略、诸如中国崛起、非法移民涌入这样的因素反被指为罪魁祸首时，这种以经济问题政治化为模板的偷换概念，往往是恶化而不是缓解了美国经济体制的弊端；当华盛顿打着本土安全的旗号实施全球谋霸战略，制造莫须有的威胁以维持美国民众的恐惧，便显得比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更重要，也来得更容易；当美国以传教士的姿态在全球推行“有效民主”，屈从于现实利益的“双重标准”和在文化冲突面前的力不从心，更使这种崇高蜕变为一种功利主义的虚伪。

　　一句话，美国政府这种经济问题政治化、本土问题国际化、精神问题物质化的趋向，使本末倒置的认识论错误和政策失误变得难以避免。而当一个国家的实力与意愿南辕北辙的时候，当其问题的本质与处理的手段日益错位的时候，当国家整体利益与民众个人福利越来越难以和谐统一的时候，人们便有理由质疑，这个国家是不是在走向异化。

　　不是非法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异质文化扭曲了“美国精神”，而是“美国精神”在与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偏离了自己原先的轨道。

　　当然，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自我调适的能力。在“大萧条”时期和越南战争之后，都曾经有许多人质疑过美国政府的能力和美国的未来。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处理，不仅是对政治集团能否达成理性共识、政府能否妥善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一次考验，更是对美国的所谓“开放、理性、多元”文化价值观的一次重新审视。正如美国媒体评论的那样，有关非法移民问题的争论，对美国时代精神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学者）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