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反人类罪没有庇护所

　　熊培云

　　经历了一年多的审判，伊拉克特别法庭11月5日宣布，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因在1982年的杜贾尔村案中犯有“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尽管从程序上说萨达姆还有生还可能，但这张“死亡通知书”仍不免轰动世界。以此为契机，引发人们对“反人类罪”的思考。

　　近两百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后曾如此对比民主与专制这两种政治生态：前者与自然界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后者则与人进行搏斗；前者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后者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在此意义上，应该说，跟今天的恐怖主义一样，历史上以屠杀、征服或奴役人为主要目的的侵略与专制都具有某种“反人类”倾向。

　　“反人类”罪也称作“反人道罪”或“危害人类罪”，最早确立这一罪行的国际文件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5)，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适用了反人类罪的罪名，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战犯即领“反人类罪”受死。

　　反人类罪，是一种敌视人类、敌视人类生活、敌视人类生命的罪行。其犯罪主体通常是指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集团，只有它们能够有组织、有系统地对特定人群施暴，因而是一种集团式犯罪。但是，这里所谓的“特定人群”并不止于犯罪团体所圈定的特殊群体。

　　正因为此，对反人类罪有着深刻理解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坚持认为，虽然作为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的阿道夫·艾克曼欠下了至少两百万条犹太人的命，但其罪行并非“反犹太人罪”，而是“反人类罪”。犹太人身处人类之中，是人类中的一员，如果将艾克曼的罪行定义为“反犹太人罪”，实际上是再次将犹太人从人类中剥离出来，而这种取样和剥离与当年纳粹反犹主义有着相似的逻辑。

　　进一步说，“反人类罪”罪名的设立，首先是对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它超越以往有关颠覆国家与政权之类的罪名设定，回到了人的权利自身。反人类罪的规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就在于它把“人类”放到了“文明”(人之造物)的前面。人类是一切文明的起点，文明不应高于人类而存在。任何以复兴文明、巩固政权的名义，或以“历史的意志”、“前进的方向”等为借口来消灭、奴役国民或族群的行为都是犯罪。没有人是孤岛，对反人类者施以惩罚，归根到底是要捍卫人类文明的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习惯于将反人类罪的组织者称为“恶魔”。显然，这是人类为了自身的清洁拿魔鬼作替罪羊。谁也不能否认，反人类罪的所有实施者，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如阿伦特曾揭示的，反人类罪无一不是通过日常的“平庸之恶”得以实现。正因为反人类罪行始于日常之恶，人类才有机会通过自主的思考与抉择远离或抵制这种罪行。从这方面说，人类因为放弃自主的思想与行动而使反人类罪行出场，同样因为这种放弃受到反人类罪的惩罚。

　　显然，反人类罪行并非只是独裁者的功劳。在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反人类犯罪中，理论上每个人都有罪。历史上那些骇人听闻的屠杀，更是“零星的杀戮”的积累。它既来自大人物有组织的预谋，同样来自于小人物们按部就班的“恪守职责”，来自他们肉体上的献身与思想上的投降。如希特勒所言，给小人物的灵魂烙上自豪的信念，他便会自以为是巨龙的一部分。当他们“被光荣洗脑”，成为反人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盲目听从上级的调度与鼓励，这种无条件的服从足以毁掉整个世界。事实上，这种服从同样是萨达姆政权当年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到这场世纪审判，有人认为萨达姆罪不在“反人类”，而在于“反美国”。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有问题。尽管美国出兵

　　活着，还是死去？或许这位靠着枪杆子“全票当选”的伊拉克前总统留给世人的仍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个老问题———当独裁者被剥夺了一切政治的衣裳，他是否可以不充当符号接受审判，重新回到曾经被他反对过的人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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