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判处萨达姆死刑未必是野蛮的

　　知道分子之邵建专栏

　　美国总统布什1月16日对伊拉克政府绞死萨达姆等人的行为提出批评，认为对萨达姆执行绞刑“看起来像是报复仇杀”。我认同这个批评，因为它符合我在《人权视野中的萨达姆之死》里的基本表述:赞同死刑但反对绞刑。该文被贺卫方先生转在他的新浪博客（blog）里，并引来一些跟帖，大都反对我的观点(包括贺先生在内)，因此我觉得有再度申述的必要。

　　萨达姆犯有反人类罪，这是一种对人类大规模屠杀的罪行，是所有罪行中的首重。对这样的罪种，死刑的存在是必要的，尤其当极权政治在地球上还没有消除之时。历史的记忆告诉我们，这一百年来犯有反人类罪的，除了非洲式的原始屠杀外，左右两种极权都未能逃脱干系。因此，死刑的取消，至少放到这个世界普遍进入人权状态以后再说。

　　萨达姆的死刑，基于人类社会维持公正的一个基本原则:等害交换。该原则本身受到了网友的嘲笑，其中一位这样反问:如果一个人砍掉另一个人的手，是不是他的手也要被国家砍掉呢？我的反问是，是不是这个砍掉别人手的人，可以逍遥法外呢？如果不是，如果国家对他进行了根据法律的惩罚，那么，砍手和惩罚之间，就是所谓的“等害交换”。至于形式，在非剥夺生命的情况下不必以牙还牙。至于另一位网友说等害交换会导致人类倒退到“冤冤相报”的私力救济状态中，我也不能赞同。如果你砍掉我的手，我也砍掉你的手，这才是冤冤相报。但现在是由国家作为第三者出来仲裁，这就不是私人之间的冤冤的问题，而是有关社会公正的问题了。在丛林原则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一个缺乏惩罚机制的社会制度，很难做到公正。

　　就其惩罚而言，很多人赞成对萨达姆实行终身监禁而免于死刑。理由是，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人们只是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给国家，并没有授予国家夺命的权力。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没有授予国家关押任何人的权力，终身监禁萨达姆也找不到相应的合法性。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在一个没有国家法律的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可以用剑砍另一个人的手，这个人当然也可以用剑自卫，任何人都不会放弃他认为最能保全他的生命的手段。然而，在契约社会，人们恰恰是把护卫自己生命的权利交给了国家、交给了法律。亦即，当政治权力形成之时，当社会契约生效之际，人们同时就把自己手中的剑交给了国家。因此，国家是有权力剥夺一个人生命的，只是必须遵循法律。这次

　　反对萨达姆死刑的，大都出于人道主义的诉求。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之维，不可或缺，也不能一木独撑。人类社会的丛林性和人的自然属性中的蛮性遗留，使得包括死刑在内的法律成为必需。因此，人道之维和法律之维应当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互补，并且让人道的归人道，法律的归法律。人道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必须指出，法律就是暴力一种。我们今天能离开法律形式的暴力吗？只有天堂才不需要法律。当然，必须对法律的暴力有所限定，比如它不能主动执行自己，即恪守非告不理、理必程序等规则。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再度不认同贺卫方先生的“死刑本身就是一部野蛮的刑罚”。死刑是暴力的，但未必是野蛮的。正如战争是暴力的，但对准战争目标而不是对准无辜的平民就很难说是野蛮的。抑或，让一个人安乐死也是野蛮的吗？野蛮与否，在于方式。我不熟悉阿拉伯国家的死刑习俗，听说还有用乱石砸死的，这比绞刑更野蛮。而绞刑野蛮的最近的例子，便是伊政府第二次行刑时，居然绞断了萨达姆同母异父兄弟的脖子。这很难让人不愤慨。有必要让一个人哪怕是罪犯这样痛苦和难堪地去死吗？如果说死刑不需要人道主义，但死刑的方式倒真的需要人道主义了。让罪犯以安乐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吧！

　　(作者任职于南京晓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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