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亚洲从未像今天这样大国林立

　　作者：朱锋

　　21世纪的亚洲将是强国群起之地

　　纵观过去三千年的历史，亚洲的政治版图从来没有出现过今日这样大国林立的局面。从中国进入汉朝以后直到清朝中期，中国大多数时间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在东亚各国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导者的作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百年巨变”，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中心主义”随着中国的衰落结束，东亚也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对象。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东亚迅速崛起。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束，让日本成为了东亚秩序的最强者。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为标志，东亚秩序进入了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帝国时代”。二战结束后，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东亚秩序”彻底崩溃。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则意味着东亚秩序进入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时代”。在这一时期，美苏冷战及其在东亚的战略对峙，深刻地主导了地区秩序。东亚因为“阵营对抗”而处于地缘战略的分裂之中。

　　如今，亚洲区域秩序正处在冷战结束后又一次深刻的转型过程中。推动这一转型出现的原因是复杂和深刻的，但至少大国的崛起与亚洲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是这一转型最重要的力量：中国正在崛起，印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日本开始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方向努力。此外，在由高盛集团评选出的“新钻11国”榜单中，有8个国家地处亚洲，这其中很多是具有潜力成为地区性大国的国家。再加上在地缘战略利益上和亚洲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21世纪的亚洲将是世界强国“花团锦簇”之地。

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曾把中、日、美在东亚同时强大的状况称之为亚洲正进入“三国时代”。中国历史上蜀、魏、吴演义的三国争霸如果代表亚洲大国崛起后的未来情景，显然区域将无稳定可言。

　　美国主导的均势难以维持亚洲的稳定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了后冷战时代亚洲局势之后就曾断言，由于缺乏战后欧洲的“安全共同体”建设，东亚还处在国际关系中典型的“主权时代”，竞争性的民族认同将导致亚洲诸强为了权力、财富和荣誉而开展激烈的竞争，亚洲的未来将是“不稳定的多极时代”。这种看法其实并不符合亚洲历史的传统，因为“多极对抗”是典型的1945年以前的欧洲政治经验，而非亚洲政治的传统。显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历史上的“欧洲经验”来审视和展望亚洲政治的未来。然而，这种看法却一直是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可以说，这种观点在最大程度地服务于美国冷战后的亚洲战略。因为亚洲国家无法自己营造出一种合作的制度与稳定的区域秩序，亚洲的稳定就无法脱离美国的霸权主导。美国在亚洲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巩固和发展军事同盟体系以及对亚洲安全承担义务，在很多人看来，构成了亚洲未来秩序稳定的基础。

　　从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除了为反恐和防扩散在亚洲进行了两场战争之外，外交的重点一直是在力图掌控亚洲势力均衡的演变，通过密切与盟友的关系避免亚洲战略均势出现不利于美国的势头。日本则积极组建所谓亚洲“民主国家同盟”，寻求亚洲区域政治的所谓新的“阵营化”进程，其矛头指向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

　　2006年3月，笔者曾经当面问过基辛格博士有关亚洲未来的看法。基辛格博士很明确地指出，亚洲并非欧洲，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均势战略作为保障区域稳定的“药方”对亚洲并不适合。在欧洲均势时代，小国常常成为大国扩张势力征服的对象，或者成为大国交易的“筹码”。这些因素在亚洲政治的历史中不仅罕见，而且，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已经不再允许小国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今天，美国的亚洲霸权正在因为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局势、伊核与朝核危机而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亚洲的霸权稳定及其均势战略，已成为了一个必须认真讨论的事实。亚洲愈发明显的大国崛起的事实，既对这种观念构成了新的挑战，也开始让所有的亚洲国家认真思考究竟什么是亚洲的未来，而一个新型的、能够独自维持的亚洲安全机制也符合美国长远的亚洲战略。

　　亚洲政治秩序转型处于不确定时期

　　其实，亚洲大国关系之所以存在脆弱的一面，根本原因在于亚洲一直无法形成欧洲那样的区域性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制度。如果把今天亚洲区域秩序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列一个

光谱性的排列的话，那么亚洲的大国关系事实上处于“不稳定多极均势”与“欧盟模式的合作制度”之间，既没有滑落到不稳定的多极制衡，也难以实质性地向欧盟模式靠拢。这正是今天亚洲政治秩序转型的不确定时期。正因为如此，亚洲大国之间的合作、联手才显得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正如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教授指出的，亚洲的未来取决于亚洲国家能否发展出合作性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理念，让亚洲因为大国崛起而改变的政治版图建立制度性的合作体制，共享繁荣和稳定。

　　一些研究分析认为，亚洲无法建立欧洲安全合作组织那样的区域性安全机制，更不用说建立欧盟那样的建立在法律主义基础上的防务、外交、政治与经济的合作体制了。然而道路曲折并不能决定方向的选择，亚洲大国并存的局面毫无疑问应该是朝向建立亚洲区域合作制度的方向发展。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已经证明，亚洲大国之间充分合作、联手共事，亚洲的区域热点问题往往是可以得到管理与遏止的。

　　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把大国看成一种实力的地位，大国是“能够做出改变国际秩序性质”的事件和行为的国家。而从中国人的东方智慧来说，“大国”更意味着“有容乃大”，只有能着眼于大小成员国和谐共存、合作互利的国家，才能真正称得上“大国”。目前，亚洲仍没有完善的区域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当今天亚洲大国政治的时代到来之际，也应该是弥补亚洲人这一缺憾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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