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西方人给发展中国家的“礼物”

    李子

　　看上去西方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很好的事，但细究起来，正是这些持续的“礼物”耽误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20世纪60年代，这个国家在集体主义思潮的引导下，开始建立“乌贾马”公社。“乌贾马”在斯瓦希里语里是指“共同生活、集体劳动和共享劳动成果的传统氏族家庭”。所谓“乌贾马运动”，就是试图把从事个体劳动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乌贾马村，让他们走上集体化道路。在公社里，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由全体成员所有，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人人参加劳动，进行集体生产，按劳分配。到1973年，全国已建立了5628个乌贾马村，有村民200万。后来通过社会主义大跃进，到1976年，乌贾马村人口已占全部农村人口的91.5%。这场集体化运动持续了十多年，最后，连运动的发起者——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都不得不承认，全国只有两个像样的乌贾马村。

　　乌贾马运动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规律，只能造成农作物产量的大幅下降。结果，后来又不得不转而允许农民个体耕种。这种使坦桑尼亚经济大倒退的反市场、反自由的运动却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在“乡村发展”的旗号下，世界银行为“乌贾马”运动提供了上千万美元的资助。这种资助只是使得当地农民的处境更加可怜，使坦桑尼亚的农业经济遭到了更彻底的破坏。

　　对于世界银行的这种投资，并不能仅仅以决策失误来概括。实际上，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主要的国际援助机构一向都更乐于把资金投向政府项目。1980年代，世界银行80%的资金用于政府企业和半国营企业。这忠实反映了他们的基本经济哲学，那就是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政府而不是来自分散的民间。“他们更信任政府的理性、道德和能力”。但是，如墨西哥和巴西这样的国家的公共部门接受的世界银行贷款，对其经济的影响就是使他们的经济灾难雪上加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支持政府方面有其特色，那就是常常要求进行反生产力的改革，包括帮助受援国组建更加庞大的政府部门、增加税收、减少贸易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乐于把资金贷给石油、石化、钢铁、化肥和工程等行业的国有企业，即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拥有了国内的绝大多数工业。这种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结束时能够成功地实现自身持续的经济增长。受援国往往形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持续依赖，有时甚至长达三四十年之久。

　　其他的国际援助组织，诸如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所作的工作基本上也都是乏善可陈。这些机构一方面受到错误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官僚机构，他们天然具有和受援国官僚机构的亲和性。这些国内外的官僚们都乐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的组织不断有机会发展壮大，使他们可以支配越来越多的预算。于是，国内和国外的官僚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压制了发展中国家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虽然具体的压制名义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就是对普通人的蔑视和不信任。

　　所谓错误的发展经济学，指的就是20世纪以来兴起的一种经济学流派。这种学术流派曾经长期占据世界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发展经济学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缺乏灵活性和敏感性，更重要的是，落后国家处于资金缺乏的境地。而这种资金的缺乏，除非有外来的援助，否则是不可能依靠落后国家那极不完善的市场自行解决的。这就是所谓的“贫困恶性循环”问题。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几乎所有的穷人首先感到的最大难题不正是资金的匮乏吗？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根本错误的。历史事实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始于不发达。如果“贫困恶性循环”成立的话，那人类就不可能走出旧

石器时代，那时，世界上可不存在任何发达国家可以提供外来的经济援助。

　　资金缺乏从来就不能阻碍经济的发展，真正阻碍经济发展的只能是僵化蛮横的政府体制及其对人们自由交易行为的压制和扼杀。而在帮助落后国家的政府坚持错误政策方面，国际援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国际援助，许多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本来早就维持不下去，而不得不被放弃，但正是因为有了国际援助，受援国政府才可以在得到资金支持的条件下，继续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各种各样想像出来的敌人，从而在经济失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想像出来的敌人中最主要的正是那些直接提供了援助的西方国家。

　　而且，这些国际援助机构往往支持中央的计划经济，而对分权的自由市场经济则没有什么兴趣。“尽管金钱不能带来经济增长，但金钱却是受援国采取国家主导发展战略的一个强有力的诱惑”。在计划经济全面失败以后，这些国际援助的恶劣影响就完全暴露无遗了。“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外国援助，但是大多数非洲国家以及拉美、亚洲和中东的部分国家的经济却比20年前更差。”

　　可以理解发展中国家急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愿望，也可以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帮助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善良心情。但是，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可循，试图回避主要的困难，这往往只能造成更大的困难。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农业时代，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发达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承受长期的痛苦和艰辛。实际上，即使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迅猛的经济发展也是自由政体建立以后才出现的历史现象。在更早时期，世界上并没有所谓年复一年都能实现经济发展这样的概念，有的只是静止和停滞。这种经济增长的局面是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制度带来的新现象。

　　虽然西方国家自身也是通过长期艰苦的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才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结局，但是，他们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经济增长的手段时，却往往显得急于求成。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因素——耐心。只有耐心地进行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才能使普遍的自由体制原则和各国不同的文化、宗教、历史传统、经济遗产等因素实现有效的结合，从而为经济增长建立起稳固坚实的基础。而他们的这种对制度建设的忽视，十分符合刚刚掌握政权的新的统治者的口味，他们并不想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的制约。西方人为这种权力的不受制约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不再是古代暴君的再现，而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而且，西方人为此还提供了慷慨的经济援助。怪不得发展经济学会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怪不得计划经济会成为席卷发展中国家的潮流。

　　当然，在帮助落后国家实现快速发展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无事可做，而且恰恰是在这些方面他们做得十分不够，这些方面包括：开放自身的市场，促进贸易、投资和技术的流动，帮助落后国家创建良好的法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

　　落后国家并不需要西方人提出的那些带有强烈中央计划色彩的具体的详细建议。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正在于其分权性，任何试图把权力集中起来的体制，都是必将破坏自由市场体制的，不管这种权力是集中到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手中，还是集中到充满善意的援助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