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与扩张

　　1948年5月12日，即将登台成为新以色列国临时政府的以色列人民委员会在特拉维夫举行会议。和街道上热烈庄严的气氛截然相反，首脑们显得忧心忡忡——亚丁将军预计一场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将在几天内发生，相对乐观的本-古里安也认为，新生的以色列虽然能顶住联合武装干涉的压力，但势必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如此，他仍然反对在宣布建国时标明领土范围，理由是，一旦以色列转入反攻状态，那么西加利利与耶路撒冷等分治协议外的领土就可以纳入疆域之内：“这些都将是以色列未来的一部分，没有理由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从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中建立信心的以色列领导者，已经事先预料到，阿拉伯人的武装进攻是将新生的犹太国家扩展至联合国分治决议外领域的天赐良机。5月14日16时，在匆忙装修粉饰过的特拉维夫博物馆，以色列的建国典礼只持续了短短的半小时，11分钟后，杜鲁门总统就通电宣布承认以色列。

　　对于阿拉伯联盟国家来说，无论以色列建国与否，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早在4月，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就在阿曼表示，挽救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国家命运的唯一途径，在于用武力将犹太人“赶下海去”。然而潜台词却是：“这些国家需要一场战争，来外化解决自身层出不穷的社会经济矛盾。”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巴勒斯坦问题研究专家什洛莫·阿伦森这样认为，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英法两国通过控制依附性王室和上层阶级所建立的殖民统治体系当时已经弊病丛生，而宗主国的撤离则标志着土崩瓦解的开始。”战争发生第二天，埃及首相诺库拉西就被暗杀。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在3月刚刚发动了军事政变，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和埃及的法鲁克一样，与中产阶级军人、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激进派离心离德。在英国中东事务局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这样描述：“大马士革、开罗和巴格达街头布满了要求复仇的狂暴呼声，任何不顺应民意采取军事行动的阿拉伯领袖都会遭遇政变颠覆和暗杀的危险。”

　　以色列抓紧了每一分钟来保证自己的胜利。来自境外代理公司和黑市的武器源源不断：根据莫里斯从解密的哈加纳档案中得到的数字，仅在1948年4月，以色列购买的武器就包括来自捷克的10架S199(“二战”中大名鼎鼎的德国Bf109G战斗机的仿制版)，几百挺ZB-37与MG34机枪，以及来自美国的几架退役B-17空中堡垒轰炸机、C-46运输机与M3半履带装甲车、法国H-35轻型坦克。哈加纳在4月到6月的短短几十天内，就把战斗兵力从6个旅扩张到了12个——兵员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移民。“那些皮肤深褐或白皙，无论疲惫或矍铄都一概斗志昂扬的年轻人，从海法、特拉维夫各个港口的拥挤渡轮上一登岸，就从哈加纳部队的训练军官手中接过新旧不一的武器，加入不断延展的志愿兵行列，等待前往叶海姆、哈密佛雷兹等闻所未闻的地点，去保卫这个陌生的祖国。”

　　与以色列的缜密相比，阿拉伯联盟却沉浸在盲目自大的天真想象之中。按照年轻的英国阿拉伯军团退役军人瓦斯非·塔尔拟定的作战计划，从5月15日起的11天内，黎巴嫩军队将沿海岸快速推进至阿克；叙利亚军队兵分两路，最终占领阿富拉；埃及军队则沿海岸北上，经马吉达勒直奔特拉维夫；其他联盟军队以利达和拉美拉为目标西进，伊拉克的努尔·阿尔丁-马穆德将军被任命为联军指挥官。盲目乐观情绪笼罩着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曾担任约旦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英国陆军中将约翰·格拉布在自传《阿拉伯人中的战士》里回忆说，5月15日午夜零点，即将从阿伦比大桥跨越约旦河进入巴勒斯坦的约旦军队士气高昂，GMC装甲卡车上都装饰着棕榈叶与夹竹桃花，所有人的感觉都像是参加一场轻松的阅兵式。然而实际上，联军在行动伊始已经四分五裂——位于大马士革的联合司令部没有为协调作战准备任何措施，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名义上是联军指挥官，但在5月初，就已经在阿曼与以色列秘密特使果尔达·梅厄夫人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以色列人民委员会的秘密档案显示，在会谈中，约旦国王对即将发生的阿拉伯联合军事行动毫无信心，并保证约旦军队不会进入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定的以色列疆界，同时希望能在约旦河西岸领土上得到某种回报。伊拉克的首要目标也不是挽救巴勒斯坦，而是力图占领拥有先进炼油厂设施的天然良港海法。同样，埃及为了防止约旦独占西岸，又增加一条东部进军线路，从贝尔谢巴直指耶路撒冷，并暗中下令阻挠军火送往约旦。

　　在这样的背景下，初期的防御后，以色列迅速取得了主动。“是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迅捷最终决定了战争的结果。”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1948年6月、7月的停火，并非只对以色列有利，双方都需要整顿，只不过以色列的成果更为优异。”第二次停火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从5月时的3.5万人扩充到了约6万人，并成功地从苏联和捷克获取了更多的武器。然而阿拉伯国家却在这方面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主要的武器供应商——前宗主国英国和法国，不得不严格遵守联合国的武器禁运条令。而到了1948年底与1949年初的第三次停火时，以色列军队已经深入西奈半岛，并在法卢加把4000名埃及远征军团团围住。摆在阿拉伯联盟面前的，只有走上谈判桌一条现实出路了。

　　胜利奠定的恐慌

　　1949年7月，以色列在签署了最后一份停战协议后，发现他们赢得了战争和一个国家，但没有赢得和平。正如古德隆·克莱默在《巴勒斯坦简史》中描述的那样：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领土面积从181号决议规定的57%增长为77%，逃亡的90万阿拉伯难民使得犹太人终于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多数民族，但却“把一场巴勒斯坦内部的以色列与阿拉伯种族冲突，变成了一个犹太国家与所有接壤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地区性冲突”。本-古里安也不得不承认，“在军事角度上，以色列总是能占据攻势，而在外交与政治上，我们却总是被迫防守”。正如阿莫斯·艾伦所批评的那样：“为了获得想象中的防御空间和隔离带，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已经20年，并于1982年入侵黎巴嫩，打破了这个国家关于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自卫的承诺，然而这些军事行动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恐慌。”

　　毫无疑问，以色列“被迫防守”的另一原因就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出现。“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产生的70万巴勒斯坦难民既不单纯源于以色列系统、有计划的驱逐，也并非完全出于阿拉伯各国政府出于孤立以色列的指示。”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然而从解密的哈加纳档案看，尽管总体上没有一条不分畛域地驱逐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人的原则，但为了保卫在新生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定居点，哈加纳授权指挥官可以选择占领、摧毁敌对或有敌对倾向的阿拉伯村庄。”作为佐证，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在查阅犹太复国主义地下民兵组织帕尔玛赫的解密文件集时，他发现了当时身为指挥官的伊扎克·拉宾亲笔签署，授权部下在利达、拉马拉等地驱逐阿拉伯原住民的命令。莫里斯说：“这些难民的存在，无疑破坏了以色列由于‘二战’造成的受害者形象。”

　　“难民也成为周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排挤以色列的有力宣传工具。”阿伦森这样告诉本刊记者。今日，有将近900万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在贝鲁特、大马士革、阿曼、纳布卢斯等中东大城市郊区拥挤、贫穷、肮脏的难民营，有些人成为恐怖组织的人力资源桶。而构成以色列总人口20%的130万阿拉伯裔公民当然也很难获得身份认同感，而更倾向于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发生共鸣。

　　当然，对于输掉战争的一方来说，战争的后果更为苦涩——它促使5个卷入战争的阿拉伯国家都陷入了社会动荡，迫使它们走上了一条较为曲折的现代化改革道路。根据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统计，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的10年内，参与战争的5个阿拉伯联盟国家都以军人政变的形式进入了政治集权化的“普力夺社会”：1949年8月，胡斯尼·扎伊姆被另一次军事政变推翻，动荡局势一直延续到1970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军人阿萨德上台。1952年，法鲁克一世被纳赛尔军人政权取代，6年后，复兴党军人政权又在伊拉克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尽管政权更迭，但历次中东战争的失败给阿拉伯国家遗留下了某种屈辱性的身份认同。”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尤其是与穆斯林历史上对中东地区的光荣征服相比的时候。”正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耻辱战败后，宗教激进主义在中东地区重新走回主流，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传统伊斯兰意识形态更适合作为巴勒斯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依托。

　　以色列自由战士的领导人之一内森·雅林·莫尔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以前，以色列边防部队只需数千人，国防预算只占GDP的12%，然而今日的以色列却需要维持一支17.35万人的常备军，人均国防开支高达2300美元，占据GDP的1/3以上。但他又说，假如把一个非军事化的西奈半岛还给埃及，将一个非军事化的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并且允许巴勒斯坦回复到1967年的疆界，那么以色列会以少得多的代价获得高度安全。然而问题在于，无论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都很难相信1948年的战争已经成为某个在历史著作中才能彰显意义的事件，也都很难放弃这场战争所奠定的关系基调：仇恨已经成为生存的力量之源。■

　　(感谢本尼·莫里斯与什洛莫·阿伦森教授对本文提供的资料与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