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一场引发所有战争的战争

　　继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承诺支持巴勒斯坦立国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4日表示，以方愿意接受一个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由此看来，巴以重启和谈应无悬念。不过，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虽然人口已经从65万增加到了550万，国土面积从1.49万平方公里扩展到了2.5万平方公里，而以色列人仍然和60年前的父辈一样，认为安全与和平依然遥遥无期。借助90年代解密的大量以色列国防部、外交部档案，本-古里安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以色列“新历史学派”创始人莫里斯撰写的最新著作《1948——第一次中东战争史》几乎是一部全景式记录，也是一次试图对今日中东局势形成原因的大胆剖析。本刊记者由此专访了本尼·莫里斯以及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巴勒斯坦问题研究专家什洛莫·阿伦森教授。

　　记者◎朱步冲

　　为锡安山而战

　　“1948年战争几乎是自19世纪80年代第一批犹太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后，民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本尼·莫里斯在《1948——第一次中东战争史》一书开篇就一针见血地做出了论断。1896年，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的西奥多·赫兹尔在其著作、被锡安山运动(“复国主义”的另一别称)的追随者奉为圭臬的《犹太国家》中，首次将欧洲殖民主义的开拓精神与犹太人传统中的天定命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历代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将巴勒斯坦看做一片呼唤犹太人回归的“无主之地”的传统。1942年，在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于纽约通过的“比尔特摩纲领”中，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就旗帜鲜明地表示：“要么就是犹太复国主义通过大规模移民和定居，为一个自由、自治的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奠定基础，使成千上万被驱赶出家园的犹太人的最迫切需要得到根本而迅速的满足，要么就毫无意义可言。”

　　“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这片祖辈的土地上成了迟到的殖民者。”正如斯塔利夫·阿诺斯在《全球分裂》中论述的那样，由此早期犹太移民和阿拉伯原住民和睦相处的田园牧歌式情调才被剑拔弩张的敌对气氛所代替。与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意识相同，阿拉伯人的民族独立意识也已经在19世纪末反奥斯曼帝国的武装起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轴心国的拉拢鼓动中酝酿。

　　早期锡安山运动的领袖们发现，在全心全意协助英国赢取二战胜利(共计有2.6万名犹太人参加了英军)后，他们被无情地抛弃了。自1944年开始，锡安山运动组织开始将矛头对准英国，其中最令人胆寒的地下武装，就是梅内姆·贝京指挥下的伊尔贡(IZL，全称“国民武装组织”)。一开始，它统共只有600名行动队员，拥有不到100件武器，面对的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的2万驻军。但是，伊尔贡日复一日地展开袭击、暗杀，迫使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第181号决议，正式宣布在1948年5月14日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在巴勒斯坦境内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由此，巴勒斯坦真正拉开了战争的序幕。

　　“我们中没有一个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在联合国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哈加纳(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于1948年6月改组为以色列国防军〔IDF〕)情报部门主管大卫·沙尔蒂尔在日记中写道：决议刚通过一天后，11月30日凌晨8点20分左右，一支来自雅法、由8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组成的游击队，连续在沿海公路上伏击了两辆属于犹太定居点的公共汽车，打死了7名乘客，标志着战争的开始。哈加纳由此在各个犹太人城市和定居点与巴勒斯坦武装展开零星、频繁的交火。

　　这种战争模式虽然是阿拉伯人所擅长的，然而以色列人对战争的准备更充分。“早在1946年12月，本-古里安就预计到，未来新生的以色列面对的第一场战争对手将不是英国占领军，而是在内线与巴勒斯坦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展开一场不分前线与后方的全面冲突。”莫里斯在接受采访中对本刊记者强调。为此，哈加纳参谋本部正式制定了完整的代号“C方案”的作战计划，要求在初期确保各城镇、定居点安全之后，向外逐步反击。

　　“表面看，这是一场大卫面对歌利亚式的众寡悬殊的战争，但以色列在兵员素质、指挥统一方面的优势却已经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哈加纳拥有大约3.5万名战斗人员，此外还包括2000名伊尔贡行动队员和500名以色列自由战士(LHI)。”“不要忘记，还有大批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志愿者。”根据莫里斯的统计，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12月，共有4000多名来自各国的犹太和非犹太人志愿者来到巴勒斯坦，其中包括空军飞行和地勤人员、海军水兵、无线电通信兵和汽车驾驶员，以及战地医疗急救队。以色列空军(IAF)成立之初的193名飞行员中，有171名为国际志愿者。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担任哈加纳/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参谋顾问、后被授予将军军衔，曾在“二战”中担任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参谋的戴维·米奇·马库斯。

　　“1940年，我没有能够参加不列颠之战……那些被关入集中营的犹太受难者呼唤我们在今天去尽责，我会为这个新兴的犹太人国家竭尽全力。”美国空军后备役上尉米尔顿·鲁本菲尔德在日记中说。同时，各犹太定居点的秘密兵工厂开始加紧制造武器，根据解禁档案显示，仅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5月之间，哈加纳就生产了1.5万支仿英式MKⅢ斯特恩冲锋枪、4000万发9毫米子弹和20万枚手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拉伯、巴勒斯坦方面招募的志愿者虽然多达8000名，但素质良莠不齐，只有少数在“二战”英军阿拉伯部队中服役的退伍老兵和逃避盟军军事法庭追捕的纳粹德国党卫军，以色列国防军拥有足够的军事经验。

　　相对于对手的井井有条，巴勒斯坦方面情况显得杂乱无章。他们采取的战争模式和1936年反英起义时一样，无数缺乏统一指挥和配合的武装团体各自为战，对邻近的犹太定居点发动规模不一的攻击。这些“圣战者”中，规模最大的一支就是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及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的志愿者组成的阿拉伯解放军(ALA)，根据哈加纳情报部门1947年10月的统计，它拥有大约5000名战斗人员，武器不足且规格五花八门，不得不尴尬地依赖周边阿拉伯国家提供给养与后勤。其他力量则是各个阿拉伯村镇的民兵，只会偶尔协助一下自己的邻居，在一次战斗完成后，无论胜利或失败，成员都四散回家，等待下一次首领的召唤。阿拉伯解放军领导人阿明·艾尔·胡赛尼和其他武装组织领袖，于1947年12月在大马士革举行会晤，达成了一个粗略的划分，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地区划归ALA，耶路撒冷地区指挥官为阿布德·阿尔·卡迪尔·侯赛尼，南部地区则由埃及志愿者负责。“然而这些任命不过是纸上空文。”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阿拉伯人依旧习惯于效忠部落、氏族，这些领袖之间也互相猜忌，当时，对他们来说，巴勒斯坦仍然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名词。”

　　在经历最初40天的防守后，本-古里安决定开始回击这个看似强大实则虚弱的对手。1948年1月，哈加纳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攻势——纳赫雄行动，1500名哈加纳士兵护送给养车队，摧毁了阿布德·阿尔·卡迪尔·侯赛尼民兵的防线，强行进入被围困的西耶路撒冷犹太人区。4月8日，在耶路撒冷西北小镇艾尔盖斯托(Al-Qastal)，耶路撒冷阿拉伯武装的最高指挥官阿布德·阿尔·卡迪尔·侯赛尼意外身亡，这一事故极大地打击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4月22日，伊尔贡已经逼近巴勒斯坦境内最大的阿拉伯控制城市雅法。“本-古里安和哈加纳是在和时间赛跑。”莫里斯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他们决心在全部英国占领军撤离前基本摧毁巴勒斯坦境内的阿拉伯武装力量，否则无法应付阿拉伯联盟的干涉。”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以色列在美国设立的影子公司索尼伯恩(Sonneborn)不顾联合国对交战双方施行严格的武器禁运，向以色列输送急需的武器装备与资金：4月1日，一架包租的美国C54运输机送来了200支步枪、40挺MG-34机枪。第二天，更多的武器通过海运抵达特拉维夫港。“我们的士兵热泪盈眶，他们忍不住俯下身去，紧紧拥抱、亲吻这些还被厚重防护油脂覆盖的武器。”哈加纳参谋总长伊萨尔·加利利在回忆录中写道。

　　“枪杆子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取得的节节胜利，使“外交复国主义”的游说活动变得异常顺利。起先，即便是在战争开始后，美国国务院仍在推敲联合国托管的可能性，时任国务卿马歇尔认为，在没有一个大国军事和外交支援的情况下，以色列的坚持不会超过两年。美国国务院当时曾提出形形色色的和平协议，包括停火期间，阿拉伯和犹太双方都不谋求在巴勒斯坦建立各自的主权国家，以色列大幅度削减移民配额等。尽管一些在美国的复国主义领袖倾向于接受这些条款，以换取华盛顿的支持，但本-古里安坚决反对。在他的影响下，犹太执行委员会负责人摩西·夏里特向马歇尔表示：“我们不会为了友谊，而做出自取灭亡的举动。”正是以色列的迅速胜利，推动了美国国务院重新考虑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3月18日，在华盛顿犹太院外集团的极力游说下，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会见了魏兹曼，根据以色列外交部解禁的档案和杜鲁门之女玛格丽特的回忆，杜鲁门当时表态，美国支持181号分治决议，并认为内盖夫沙漠等地区应划归在其领土之内。这时，对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阿拉伯联盟国家的直接干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