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柏林自由大学伊斯兰研究所教授古德隆·克拉默

　　三联生活周刊：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否像许多历史研究者宣称的那样，进入了一条持续的死胡同？

　　克拉默：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一些阿拉伯国家仍然表现出和谈的意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要求以约旦河西岸领土为代价实现缓和。1949年3月上台的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赛尼扎伊姆上校曾以太巴列湖中段重新勘界，允许30万巴勒斯坦难民返乡为条件，希望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埃及国王法鲁克也提出以返还加沙、西奈沙漠为建交前提。本-古里安在日记中，也承认如果想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实现真正和平，难民与边界问题就必须解决。虽然这些谈判从来没有正式开始，但至少可以肯定，以色列在1948年后，并非毫无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造成的阿拉伯难民问题，一般历史学界有两种解释：部分西方和以色列史学家认为，这是阿拉伯地方首领的策略；另一种则认为难民潮应完全归咎于以色列入侵。那么在这两种论断外，还有什么全面一些的新观点？

　　克拉默：在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1948年6月拟就的报告《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迁移问题》中，就包括了驱逐阿拉伯原住民的策略，比如“在村庄附近持续炮击，或以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恐吓性宣传内容”。181号决议规定的以色列领土内，大约有34万阿拉伯居民。到1948年6月1日，IDF情报部门估算，其中大约23.9万人已经逃离居留地，在阿拉伯控制地区，难民人数则达到15.2万人。大规模难民逃亡出现在4月，即哈加纳开始对海法、雅法等阿拉伯聚居城市发动攻势时。各种政治原因，无论是英国托管政府的撤离、以色列的建国，还是阿拉伯地方领袖的号召，对难民潮的增长确实影响有限。在IDF报告列出的原因中，头两条即是哈加纳直接针对阿拉伯居民定居点的直接敌对行动，以及这种行动传闻对周边村镇造成的恐慌，造成了超过70%的难民逃离事件，特别是德尔亚辛村惨案发生后。其次才是阿拉伯零散武装分子的抢劫清洗，以及对以色列报复行动的恐惧。因阿拉伯当地抵抗组织下令而逃离的难民不到总数的5%。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的冲突，是如何逐渐上升到文化冲突层面的？

　　克拉默：早期巴勒斯坦人与犹太移民的冲突大多因经济纠纷，或纯粹的刑事案件性质。其中一个转折点是1921年5月初的骚乱，激进的犹太社会工人党在从雅法向特拉维夫游行途中，英籍警察朝天鸣枪示警，引发围观阿拉伯民众骚乱，部分阿拉伯民众开始在雅法、哈得拉袭击犹太人商店与定居点，哈加纳的前身——犹太安全卫队进行了报复，显示了两者之间因经济、文化差异造成的猜疑与仇恨。1927年，犹太移民人数已经达到15.4万，拥有的土地已经接近100万杜南(10万公顷)，上世纪30年代由于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和欧洲新一波排犹主义，更多移民来到了巴勒斯坦。1931至193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达到37万，工业总产值增加了70%，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GDP比重从57%压缩到了43%。在海法出现了诸如Sheman这样大规模的化工企业，对传统阿拉伯作坊行会式的经济是一种绝对的威胁。

　　实际上，大部分出售给犹太人的土地都是来自根本不定居在巴勒斯坦、对阿拉伯农民漠不关心的奥斯曼帝国官员与当地大地产所有者。由于土地价格在20世纪上半叶暴涨，出售土地是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为。出售土地的位置也由未开垦的荒地，逐渐转移至阿拉伯人聚居点周边的耕地。经济上的恐慌于是逐渐转变为政治上的对立与敌意。阿拉伯人缺乏类似特拉维夫、海法等因为城市繁荣而诞生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观念无法渗透到星罗棋布的农村中去，只能借助伊斯兰宗教意识形态来诉诸其要求——认为犹太移民的扩张，预示着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土地和宗教圣地的威胁。早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都是旧式的地方望族，比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教法说明官)阿明·阿尔·胡赛尼。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胡赛尼家族就担任耶路撒冷市政官。1913年，他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军官学校，并在“一战”中加入土耳其军队，后来投奔英国，担任最高穆斯林委员会主席。通过修复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胡赛尼逐渐恢复了耶路撒冷的地位，从而也让巴勒斯坦问题变成了全体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的问题。1935年1月，胡赛尼终于颁布了自己的教令，宣布整个巴勒斯坦境内的土地，都是托付与全体穆斯林不可转让的财产，任何将土地出售给犹太人的行为都是对古兰经的背弃。于是在3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伊兹·阿尔丁·卡萨姆这样的伊斯兰改良主义宗教领袖，开始建立带有地下武装性质的穆斯林团体，旗帜鲜明地把英国的托管殖民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时当做危及巴勒斯坦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