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失策”引发日本变天

　　樊勇明  陈 霞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一词句用来描述眼下日本自民党的境况，贴切、亦耐人寻味。

　　回首往昔，无论是冷战时期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冷战后泡沫经济破灭导致“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的荣光与暗淡，都深深刻上了自民党的烙印。现如今，自民党陷入了自1955年建党以来空前的政治危机，不仅失去了长期把持的政权，而且连众议院第一大党的位子也拱手相让。从本质上说，自民党目前的危机是由其“政策危机”引起的。国内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接连失误，最终导致日本选民痛下决心割断长期以来的“自民党情结”。

　　曾经的荣光

　　在日本政坛，所谓的“自由民主党”能够长期屹立不倒，成就民主国家政党执政的神话，与其对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政策贡献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从1955年自民党上台到1972年石油危机爆发的18年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其间，自民党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政策，尤其在改善民生方面，池田内阁提出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追求“民富”甚于“国强”。这一政策基调实现了政治、经济、民意的多赢，10年内日本经济增长惊人，国民收入翻了两番，大大超过计划预期。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这使得绝大多数日本人因此过上了中等程度的生活，形成了所谓的“中间阶层”。他们对经济生活的满足和对政治求稳怕乱的心理，反过来夯实了自民党的统治基础。

　　石油危机爆发以后，自民党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迅速转变高耗能的产业结构，使之向集约型、省能化方向发展，同时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方针，日本经济由此迈入稳定增长期。在西方国家饱受石油危机困扰时，日本“优等生”的成绩令世界侧目。

　　日本在战后跃升为“第二经济大国”并非坦途一片。例如，在1955年至1957年持续31个月的“神武景气”之后，出现了因经济过热导致的短时期萧条，但随后日本经济“V型复苏”，出现了从1958年6月到1961年12月长达42个月之久的“岩户景气”。1964年底，日本经济再次出现大萧条，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次日本不会那么“好运气”地很快恢复元气，孰料这次所谓的“结构性萧条”仅仅存在了1年时间，随后日本又迎来了报复性的长期繁荣——持续57个月的“伊奘诺景气”。

　　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得益于自民党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妥当实施，尤其是以扩张性财政和金融紧缩为基本要义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自民党屡试不爽的“救市良方”：扩大财政开支，为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大开支票，以此来提振经济；通过减税来刺激内需。

　　殊不知，“是药三分毒”，再好的药也是有副作用的。每一次经济扩张所带来的繁荣，实际上都是在积累泡沫。等到这个泡沫积累到足够大并破裂之后，日本经济也就对“凯恩斯主义”产生“抗药性”了。

　　世界变了，自民党却“不变应万变”

　　冷战的结束对日本经济而言是一个分水岭，从此，日本经济由盛转衰。泡沫经济在冷战结束前后破灭并非偶然，它是内外因双重夹击下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自民党长期以来过度扩张的经济政策使市场积累了大量流动性资本，巨大的资产泡沫经不起任何政策微调和外部事件的考验；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把重心从军备竞赛转移到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上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但是，自民党并没有及时意识到世界政治格局改变对日本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固守着冷战时期的政策思路，在经济政策上没有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调整。自民党试图以“不变应万变”，最终却一步步走向无可收拾的政策危机。

　　首先，自民党经济政策的目标受益阶层没有变。自民党的强大社会基础是农村广大的小农，但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农村人口不断萎缩，城市的白领阶层不断扩大，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体阶层。1989年，日本工会实现联合，组成了新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这一阶层的选民成为了最大的“票源”。但是，自民党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充分关注城市新兴阶层的利益，仍然延续着过去重视农民和工商业者利益的传统思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尚缺乏代表城市新兴阶层的政党集团，因此这部分票源并没有对自民党的执政基础构成威胁。但在1990年代中后期，代表工会组织和市民阶层的日本民主党异军突起，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很快便赢得这部分选民的青睐。自民党政策僵化，未能及时吸纳社会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逐渐丧失民心。

　　其次，自民党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没有变。凯恩斯主义一直是自民党屡试不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这一“尚方宝剑”让自民党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初曾乐观地认为，这只不过又是一次暂时性的调整罢了，持续了51个月的“平成景气”仍将继续。直到泡沫经济破灭近两年后，自民党的经济阁僚们这才意识到：“狼真的来了！”匆忙间，自民党开出的还是老药方，但是这一次，经济却未能如期复苏。此时，自民党并没有反思凯恩斯主义的药方究竟有没有失效，反而认为是药下得还不够猛，于是不断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1990年代的5届自民党内阁先后发动了多达9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如此，为了刺激消费，还先后多次出台了大型的减税政策。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支出节节攀高，另一方面税收收入却在逐步减少，结果令日本政府债台高筑，政府债务与GDP严重倒挂，日本经济非但没有恢复景气，反而深陷财政赤字的泥沼。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这时候失灵了呢？很重要的一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确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土地开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能够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整个社会的硬件设施发展得比较完备时，过去的老一套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重复性建设，致使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败。自民党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过于单一，缺乏必要的反省和纠偏机制，就这样抱着凯恩斯主义“一条道走到了黑”。

　　再次，自民党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没有变。日本的经济仍然延续着“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虽然在1990年代提出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方针，但其骨子里还是沿袭着“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改进提高”的技术追赶型发展套路。当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信息技术所能带来的产业革命时，日本的自民党政府却未能对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出及时判断，仍陶醉于“制造业大国”的美名中，致使迷日本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被甩在了后面。所以，当美国从新经济中重新崛起的时候，日本却仍深陷经济衰退的迷局，找不到拉动景气的动力源。可以说，自民党经济战略眼光的狭隘，束缚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改革，半途而废的尝试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经济政策虽然总体上守旧不变，但其间也曾进行过两次比较像样的改革。可惜不是时机选择得太差，就是没能顶住反改革的压力，最终都难逃半途而废的命运。

　　1990年代中后期的桥本内阁实际上是第一个以改革姿态亮相的自民党内阁。由于频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没有取得如期效果，反而令日本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任由财政赤字发展下去，日本国迟早有一天会“破产”。于是桥本内阁决心实施财政改革，其核心内容便是削减政府开支，改善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1997年，《财政结构改革法》通过，这一年因此被定为“财政结构改革元年”。同年，桥本内阁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并且废止了特别减税。这就意味着政府将改革的成本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头上，这种扩大财源的方式显然是普通民众难以接受的。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改革的阵痛在恶劣的外部经济环境逼压下变得更加难以承受。这一切令原本坚持改革的桥本政府始料不及，仓皇间不得不重拾扩张性财政政策，开出了比其前任内阁有过之无不及的大支票。自民党冷战后的第一次经济改革，就这样以自打耳光的方式丑陋收场。

　　2001年，以“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复苏”口号上台的小泉内阁，掀起了自民党另一场规模更大、程度更猛的经济结构改革。这场改革因为小泉内阁在任时间较长而得以较完整地展开。小泉内阁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经济。小泉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处理了堆积如山的银行不良债权，另外他提倡竞争以恢复社会活力、发展IT等新经济、让企业脱离政府保护等，这些都给长期缺乏新意的自民党经济政策带来了一丝新鲜空气。日本经济一度摆脱了十多年停滞不前的局面，逐步走上了复苏发展的道路。然而，小泉的经济改革过于激进，毕竟“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长期缺乏改革的日本社会显然并不能完全适应如此猛烈的改革力度，地区发展分化、国民贫富差距加大、各利益阶层的矛盾激化等负面影响，令小泉苦心倡导的改革在他下台后迅速“人走茶凉”。小泉的改革触动了一部分长期受惠于自民党政策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而社会贫富的分化又没有为自民党赢得工薪阶层的青睐，这让自民党感觉有点得不偿失。再加上小泉留下了养老金问题、财政重建问题等一堆棘手难题，继任者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迎难而上，继续改革。冷战后自民党的第二次改革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不变不行，变又变得不像样，以致变了还是不行。自民党的经济政策竟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和无奈。也许，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间断执政已经耗尽了自民党的智慧。最终，政策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自民党不得不接受被选民抛弃的苦涩结局。“是非成败转头空”，自民党的政治神话由此谢幕。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