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策划：日本政权更迭的逻辑

　　市民崛起与日本政党洗牌

　　赵博渊

　　8月30日，第45届日本众议院大选拉开战幕。仅仅一天，这场决定天下走势的“关原之战”就见了分晓：民主党以308∶119的压倒性优势狂胜自民党，自民党遭遇了即便是1993年下台时亦未如此不堪的大溃败。鸠山踌躇满志春风得意，麻生太郎则在党总部大楼苦兮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据共同社民调，对鸠山政权抱有期待的国民高达71%。

　　成立于1996年的日本民主党发端至今不过13年，却将立党54年，势力盘根错节的自民党一举击倒。相比1993年政党洗牌仅局限于国会，靠自民党内讧才将之拉下马，2009年在野党的大胜却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一语概之：市民阶层推动政党更替洗牌。

　　得城市者得天下

　　民主选举，概括说来有两大要素：钱和人。前者指的是政治活动资金，后者指的是选民。

　　在日本，政治资金曾一度倚赖企业掏腰包，但在《政治资金规正法》的限制措施加强尤其是1999年规定企业不能向党内个人捐款之后，以往一招手或服从派系首领分配就有大额资金入账的好日子难再，继而代之以你几千我一万，支持者们聚少成多的新模式(老一代政治家更倾向钻法律空子，成立政治团体收受企业资金。譬如西松资金丑闻即如此)。

　　至于选民，在1994年之后的“单一选区两票并立制”下，一人可投两票，一票选人，一票选党，单一选区得票多者当选，少数失利者还可借政党比例选区名额“借尸还魂”。但总的来说，民心向背决定一党大选成败，而现在的日本，无论是钱还是人都在向选民一侧倾斜。民主党能击败自民党，正是因为把握了日本选民结构变化的基本面。

　　不妨先来看看大选后两党的势力版图：日本众院480席中，“一对一搏杀”的小选区席位总共300个。其中，仅四大工业带(福冈的北九州工业带，大阪、神户的阪神工业带，以爱知县名古屋为中心的中京工业带，以东京为核心的京滨工业带)就占去159个议席名额，而民主党拿下了当中的133个，这说明民主党在大城市主导的工业带拥有绝对优势。而在次一级的工业据点(譬如熊本、广岛、冈山、新泻、宫城等各拥有5到10席区的县)，民主党除在熊本和冈山与自民党势均力敌外，其余地区的议席都已收入囊中。

　　自民党占据优势的11个县份，多集中在九州、四国、中国和北陆，以及孤悬于东北的青森县。仅仅从选战策略来看，在福井、高知、爱媛和青森，民主党组织薄弱，找不出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常常由仅有地方阅历的地方党干部去挑战拥有丰富经验，甚至担任过阁僚的自民党对手。可要从选民角度分析，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除了山口县和富山县，自民党占优的县份都是工业匮乏的欠发达地区，越是不发达，自民党势力越难撼动。譬如自民党全胜的4个县份中，岛根、鸟取、福井都在山区，高知县虽非山区，但人少经济规模小。而九州的熊本、鹿儿岛和宫崎都是农林渔业县。可即便在这些劣势区，民主党也做到了该赢的都未失手。

　　打开当选名单，会发现一个奇特的“1区当选现象”，即民主党占劣势的县份，总能保证在1区当选。原因并不复杂，第一选区都设置在当地首府，是百分之百的城市区！这一现象从民主党建党起就存在，并持续强化，仅在2005年有所反复。

　　此外，这次选举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喜少厌老。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多数在35~55岁，以40多岁的中年人为主力。反观自民党，老的太老，且不乏有劣迹者；年轻的又太年轻，让人不放心。这一现象也非偶然：这次选举调动起了大批原本对政治冷漠的城市年轻人的选举热情，小选区的投票率高到前所未有的69%，而喜少厌老正是选民年龄结构变化的表现。正是因为这些新选民的加入，各地普遍出现初次参选的民主党新人击败多次当选的自民党老人的现象。即使实力相差较大，也能以微弱优势胜出。

　　在城市人口比例高达95%的日本，谁要说“得城市者得天下”，一点也不夸张。

　　1970年代市民的崛起

　　1955年自民党成立，日本形成了自民党长期在朝，社会党长期在野的两党对峙的“1955年体制”。有意思的是，两党的支持群体也是泾渭分明。自民党支持人群的70%是广大农民和自营工商业者，而社会党的支持群体则以产业工人为主。前者分散而广泛，后者集中于少数大中城市，以工会为组织形式。

　　1955年日本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37%，显然，自民党的支持人群要多得多。而自民党在19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地区开发政策使得党与地方利益团体结成了牢固的纽带，地方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商业者成为自民党最稳固的票仓。即便自民党丑闻频曝，也不能改变他们的态度。

　　为期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迅速扭转了城乡人口的比例，至1970年，农业人口已锐减至19%，而第二、三产业人口激增至80%，仅仅5年后，农业人口更减至13%。选民结构也因社会结构的转变而转变，但长期掌权的自民党因为政绩突出，有恃无恐，所以反应似乎比较迟钝，反倒是深耕于城市的社会党先知先觉。

　　如前所述，社会党是个工人政党，但当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工人后，社会党反倒困惑了：在老一辈的社会党人意识中，只有那种在车间机床前挥汗如雨的蓝领工人才算工人，但这些被称作城市白领的新型工人坐办公室，西装革履，哪里有个工人样？可当蓝领工人也开始白领化后，社会党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日益壮大的城市白领阶层了。

　　无论是和农民还是蓝领工人相比，城市白领都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新特征：受教育程度高，经济状况良好，重视个人生活素质，满足现状，不关心政治。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大众传媒发达的城市，信息渠道灵通，不容易被鼓动。换句话说，这个阶层的整体特点就是散漫、不容易抱团，社会关系流动化、多元化以及政治立场浮动化。这个群体构成了政治上的“无特定支持层”，可问题是，这个群体还在不停地壮大，形成了一个庞大分散的新兴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壮大早在1960年代后期就在政坛有所反映，那就是一批被称作“革新首长”的地方行政长官的崛起。第一个冒头的是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此后英才辈出，最盛时占全国市长1/4强。这些人多为学者出身，本身无党派，但由社会党或共产党支持。他们批判自民党当局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福利，主张改善生活环境和社会福利，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然而，革新首长势单力孤，他们没有能力将市民参与加以制度化，也很难扭转市民阶层的游离状态，所以1970年代末期纷纷被自民系取代。不过，他们提出的“市民本位”和“与市民对话”的口号却余音绕梁。这可以视作尚不成熟的市民阶层的政治处女秀。

　　在社会党内部，市民的崛起引发了党内分歧。左派坚持老一套，主张联合日共对抗自民党；而以江田三郎为首的右派主张联合公明党和民社党，走中道政治路线。公明党是个宗教和市民色彩浓厚的党，主要成分是中小资本家、白领和青年学生；至于民社党是从社会党分裂出去的右派，主张建立福利国家和中产阶级国家。如果能与他们联合，能争取到的支持人群远比日共要广泛得多。社会党主流是左派，他们群起批判江田三郎。江田感到社会党无可救药，于是出走另组“社会市民联合”，公开提出了“市民中心论”。需要注意的是，现今民主党重臣菅直人最早就是追随江田。

　　社会党的分裂与革新首长的衰落大致同步，社会党无可救药地一条道走到黑，尽管有过尝试，但还是定位不清。反倒是自民党通过社会党发动的革新攻势，认识到自身的短板所在，继而顺应市民阶层的诉求，迅速改善了社会福利，从而实现了从代表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的局部性政党向代表一般民众广泛利益的包容性政党的转型。与自民党进步相适应的则是市民阶层的保守化。进入1980年代的日本人多数属于中间阶层，普遍怀抱中产阶级意识。一般来说，钱包里的钞票越多，越不希望改变。就连热衷于搞运动的东京大学学生也倾向于肯定现状，肯定自民党。这很类似同期的美国，里根政权的支持者中除了富裕阶层，年轻而高薪的“雅皮士”也成为新生力量。

　　1970年代是日本市民阶层的成型时期，也是政治的变革之年，谁适应了变化，谁就赢得该群体的青睐，反之则被抛弃。社会党最先感受到市民的力量，却死抱教条不放，听之任之。所以即使后来自民党丧失政权，市民阶层也没有将票投给社会党。而自民党顺应时势，肯定市民的存在意义，并成功转型，从而迎来了中曾根康弘任时的繁荣。

　　1986年体制的轮回

　　1982年中曾根康弘组阁，这个政权刚开始不大被看好，因为它的党内基础是田中派的支持，所以被人视作田中角荣的傀儡。可就是这个“傀儡”，不仅干出了名堂，更因出色政绩逼得党中央特意延长他的党总裁任期。中曾根康弘是日本第一个将首相职位干出了总统感觉的人，而其辉煌的基础恰恰正是强大的市民阶层。

　　中曾根派系在党内属于非主流，基本没指望从党内获得太多支持，即便是田中派，若非被洛克希德案搞得名声太臭，恐怕早就把他拉下马自己上了。中曾根思虑再三，想出了“以国政促党政”的办法，即以内阁的高支持率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巩固本派在党内的地位。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市民阶层就成了中曾根必须争取的支持力量，如何满足他们的诉求，博得他们的欢心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

　　同为弱势政权的前任三木武夫通过动员大众传媒对抗反对派的做法，为中曾根提供了灵感。相比起农民有农协，工人有工会，大众传媒无疑是当时聚合松散的市民阶层最有效的工具。中曾根提出极具煽动力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并在外交上展开前所未有的积极攻势，向公众塑造了一个富于个人魅力的铁腕政治家形象，内阁的支持率由此居高不下。这样一来，党内反对派想逼宫也得掂量掂量了。中曾根政权至1986年达到顶峰，该年众议院大选竟取得300席位的好成绩。中曾根凭借高支持率在行政、教育和财政领域展开改革，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给当时沉闷的日本经济带来了活力，但他在财政改革上却触了霉头，最终导致政权人望尽失。

　　19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转入低速稳定增长期，但高速增长期养成的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却改不了。大把的钞票抛到已经很完备的道路系统重复建设，还得给农民巨额的农业补助金，尽管当时已经都市化的农民早就不靠种田过日子。所有的一切除了惯性使然，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与地方的利益纽带，以巩固票仓。可是，赚钱的速度赶不上花钱的速度，自1975年起，年年要增发国债，以应付预算的恶性膨胀。于是乎，自民党打起了消费税的主意。消费税是典型的间接税，最后还是要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企业界担心这样会影响销售，所以以拒绝向自民党提供资金相要挟；而市民阶层以舆论为武器表示不满，令中曾根神话终结。

　　中曾根盛极而衰，成也市民，败也市民。对于市民阶层政治立场的浮动性他过于低估，或者说通过传媒主导的剧场政治的空前成功让他过于自信了。在他卸任后，为了财政重建，后任竹下登强行通过消费税法，再加上本身丑闻不断，市民随即倒戈相向。而自民党迫于美国压力部分开放国内大米市场，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颓势累积到1993年，自民党迎来了下野。

　　回首1986年和1993年，再看看2005年和2009年，不得不感叹历史的轮回。本世纪初，小泉临危受命，接过烂摊子。小泉出身大城市，深谙市民心理。他采用的也是中曾根时期的一整套战术，先通过传媒造势将自己塑造成坚定的改革者，将对政治冷漠且一盘散沙的市民聚合起来，再凭高支持率开展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小泉时的日本状况比之中曾根时更糟糕，自民党内一直在短期景气和中长期结构改革之间左右摇摆，英美早在1980年代就完成了改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梦游了10年。事实证明，结构改革不仅必要，还应优先。桥本龙太郎时若非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干扰，结构改革可能更深入。可是，变革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动摇，缺乏常性的市民选择了动摇，就像当初遗弃中曾根一样。而小泉任内对城市的倾注又让农村选民觉得受了冷落，于是也就有了自民党2007年参议院选举的失败。

　　这和中曾根如出一辙：既未讨好城市，又得罪了农村。其实，如果自民党能继续小泉的改革路线，取得更多的成果，未必就会被市民唾弃。而在95%的市民和5%的农民之间，自民党的老头子们凭老经验仍倾向于农民，如此捡芝麻丢西瓜最后的结果就是保住了几个落后县份，却丢了大片江山。

　　民主党的未来

　　民主党从建党起就是一个立足城市的市民政党，后来虽然吸纳了许多别的党派，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原社会党中主张扎根市民的右派。民主党的固定支持群体中，企业团体很少，主力还数原社会党势力控制的工会组织。正因如此，社会党重视社会福利和劳工权益的特征被保留下来，这也是民主党政策比较左倾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立足于城市，民主党仍是一个执著于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这一点和自民党的“利益诱导政治”并无二致。而社会党系势力长期在野，他们的政策多少有脱离现实的一面，过度迁就他们的主张对民主党并非好事。就以对待小泉改革的态度来说，小泉风头正盛时，民主党也心驰神往，事事模仿小泉；一旦风向有变，又改弦更张。可以说，对于结构改革民主党基本没有什么深刻认识，只是本着随风而动的心态。功课不做好就匆匆上马，实在令人担心。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小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了过街老鼠，似乎人人都可以踩上一脚，日本从政界到学界普遍将之视作破坏社会稳定的洪水猛兽。可是，在经济不景气，内需出口皆不旺，老龄化严重的今天，寅吃卯粮的财政要负担起巨额的社保和公共支出谈何容易？就算是一般市民也会苦不堪言。这几年从消费税到汽油税，都只是在节流。如果不能开源，节流也终有枯竭的那天。结构不变，经济难以振兴。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就会上升，从而构成恶性循环。民主党上台之后，随即就要直面这个问题，民主党的主张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迟早还得回到小泉的老路上去。

　　就短期而言，民主党对沉疴丛生的内政应该不会过多触碰，而是先稳固政治基盘。譬如大选刚结束就承诺4年内不会提高消费税，明显就是在安抚市民阶层，巩固支持人群，因为4年正好就是众议院的任期。有了安倍、福田靠外交加分补内政的经验，鸠山未来一两年内应该会在外交上多下功夫。

　　无论采取什么策略，市民阶层都将是民主党的基本面。

    导读：

　　[格局篇]

　　市民崛起与日本政党洗牌□ 赵博渊

　　经济“失策”引发日本变天□ 樊勇明  陈  霞

　　[兴替篇]

　　自民党再起之可能□ 李  莹

　　自民党大船是这样沉没的□ 赵灵敏

　　两党政治的开端？□ 刘  柠

　　[维新篇]

　　日本民主党大胜意味着什么□ 林华生

　　“友爱革命”不会一蹴而就□ 严圣禾

　　那些民主党人□ 维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