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迁徙的气候难民

　　极端而无常的气候，正催生着“气候难民”，他们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比起都市里的人，生活在西部和乡村的他们，碳排放最少，受影响却最大。

　　记者_李继锋 广州报道

　　绒布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

　　在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巴松乡南面，海拔5100米的“卓玛”(度母)山顶上，绒布寺依山而建。39岁的阿旺念珠，是这座百年寺庙里的喇嘛。

　　阿旺念珠禅定而坐，对面是连绵的雪山，而上，20公里处，是珠穆朗玛峰峰顶。这一幕，在“绿色和平”领衔的中国冰山考察队领队钟峪看来，像极了正在热映的电影《2012》里的场景，一老一少喇嘛，在珠峰顶上寺庙里，喝着酥油茶，看轻风云。

　　冰川融水的“滴答”声，渐骤渐疾，让阿旺念珠很忧虑。绒布寺是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以前来的只有登山和科学考察的人，现在什么样的人，阿旺念珠都可以见识到，肤色各异的游客，登山者、捡垃圾的环保人士……原本清静的绒布寺，在珠峰一年比一年多的来客中，打破了原有的静谧与安详。

　　众人喧嚣并没有打破阿旺念珠的平静，让他反感的是那些开汽车的人。他觉得汽车烧的油很不好，是珠峰冰雪加速融化的罪魁祸首。

　　雪线逐年爬升，附近冰川加速消融，这让阿旺很忧虑；而绒布寺门前的绒布河，更是他的伤心之所。

　　绒布河是由珠峰北坡的三大冰川——东绒布冰川、中绒布冰川、西绒布冰川融水汇集而成的河流。过去，绒布河清澈见底，无论到了哪个季节，河水或大或小，都有其规律性，现在变脏了，脾气也变得“不可琢磨”：一天的天气变化就会有三四次，骤然而至的暴雨或者冰雹，会让河水水量无常。

　　更不幸的是，现在的绒布河成了科学家证实冰川消退的活标本。

　　据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资料显示，40年前的绒布冰川末端每年有1亿立方米的水流入绒布河。而现在的绒布河看上去水流湍急，甚至淹没了膝盖。？

　　“没有人告诉过他，人类燃烧化石燃料等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最终导致冰川加速融化，他的认识居然如此正确。” 钟峪四次参加了对珠穆朗玛峰和三江源的考察。两年前，她认识了阿旺念珠，对这位喇嘛的科学“潜意识”赞叹不已。

　　2009年7月，他们再一次在珠峰脚下不期而遇。

　　“我感觉阿旺的忧虑在加重，他不停地向我抱怨那里的冬天越来越像夏天，冰川的雪线在加速后退。”钟裕说，“都市里时髦的人们，是在看了《2012》里令人震撼的‘诺亚方舟’，方才想起珠穆朗玛，讨论起‘人类的末日' 。”

　　阿旺念珠没有看过《2012》，更不知道一个叫哥本哈根的地方，政客们正在为温室气体排放多少激烈地争吵。他关心的只有，珠峰冰川的未来。

　　广东省阳山县东山乡村民刘天保、青海省玛沁县大武乡拉杰一家，同样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一知半解。戴着草帽的刘天保，为皲裂的田地里那些打蔫了的玉米苗发愁；而拉杰一家，在一次雪崩接着又来一次的冰碛湖溃坝的双重打击下，从全乡最富变成最穷的人家。

　　在钟裕和她的团队研究中，暴雨和干旱，极端而无常的气候，正催生着像刘天保、拉杰这样的“气候难民”，他们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比起都市里的人，生活在西部和乡村的他们，碳排放最少，受影响却最大。

　　根据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今年4月的报告，在1998～2007年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人数为2.43亿人；2015年后将达到3.75亿人以上；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难民”。

　　“亚洲水塔”之忧

　　“那座移动的沙丘已经淹没到电线杆子的颈部。”

　　结束了第四次青藏高原冰川考察近半年里，这个画面始终定格在钟峪的脑海里。1999年，在青海西大滩青藏公路旁，钟峪看到的，还是个半月形的不足两米高的小沙丘。

　　1999年，作为一名登山爱好者，钟峪第一次去青藏高原攀登珠峰。随后的2006、2007和2009年，“绿色和平”组织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对珠峰的冰川消融进行考察，她作为登山领队，又来了三次。

　　“除了草场荒漠化外，气温的上升，也使高原鼠繁殖旺盛，当地鼠患猖獗，草地千疮百孔。”钟峪说，每一次都会让她心情沉重。

　　“十年里，我看到的是日渐稀疏的冰塔林和冰川消融后塌方滑体的山坡。”她说，“一点一滴的，融化的不是冰雪，而是我们人类的未来。”

　　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冻土与湖泊等，每年向亚洲提供860万立方米淡水。从这里发源的河流包括黄河、长江、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我国境内称雅鲁藏布江)、湄公河(我国境内为澜沧江)、萨尔温江(我国境内为怒江)等，影响着亚洲13亿人口的淡水资源。因此，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被称为“亚洲水塔”。

　　“我第一次去格拉丹东，是在1997年，那时候，格拉丹东的雪线还在半山腰，而今年，只能在它的山顶影影绰绰看到一点白雪。”导游拉西向钟峪感慨道。

　　格拉丹东是长江的发源地，从1971 年起，长江源区明显增暖，近40年年平均气温增加约0.8℃，导致作为长江重要补给水源的源头区冰川和多年冻土大部分处于退缩状态。科学家预估至2030年，气候变暖将可能导致长江源区冰川面积，较1970 年减少6.9%。

　　长江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水资源总量9616亿立方米，流域人口4.4亿。源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全国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起着重大作用。

　　“一旦生态系统遭破坏，土地荒漠化、植被覆盖率降低，地面吸收的太阳辐射会减少，青藏高原热源作用减弱，会引起亚洲夏季风强度变化，加剧中国夏季降水’南旱北涝‘分布。”著名地理学家、中科院原副院长孙鸿烈院士分析道。

　　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冰储量达1万亿立方米，是除南极、北极极地以外全球最大的冰川聚集地。

　　而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尼泊尔，曾19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谢尔帕说，今年，他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在海拔超过8000米以上的珠峰上也出现了融化的雪水。

　　谢尔帕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现在从南坡开始登珠峰越来越难，主要原因是积雪融化使得原有的雪路变得难走。

　　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不到30年，80%的喜马拉雅冰川将消融殆尽。“亚洲水塔”的萎缩可能导致多个亚洲国家水资源的短缺。

　　孙鸿烈认为，冰川融化下滑时，携带的山石阻塞河床而形成冰碛湖，是目前最急需要解决的。随着冰川融化加剧，脆弱的“堤坝”在“堰塞湖”前就会显得不堪一击，这会造成下游居民的安全隐患。

　　顶着“冰碛湖”生活

　　“没有奶牛，也没有奶茶了。真不好意思，只能请你们喝清茶了。”

　　在青海省玛沁县下大武乡拉杰的家，拉杰给钟峪一行人端上了茶，并连声抱歉。

　　“2004年以前我家是乡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一家三口，有170只牛、480只羊。”藏族牧民拉杰无奈地说，“现在，我们家是乡里最穷的一家了。”

　　一次雪崩，接着又来一次冰碛湖溃坝的双重打击，使拉杰家一只牲口都没有了，还欠下银行12万元的债务。

　　4年前，他有全乡最好的房子。而今，因无钱修复被冻土消融而损坏的房子，拉杰夫妻俩只好住到帐篷中。虽然有政府的救济，拉杰还得靠当向导挣钱，妻子则帮人剪羊毛打些零工。

　　黄河在阿尼玛卿山脚下流过，43岁的拉杰在这里出生、长大，这是藏民们祖祖辈辈靠放牧为生的地方。这里的牧民一般每家有三块草场——夏窝子、冬窝子、春/秋窝子，分别供夏季、冬季、春季/秋季放牧之用。牧民每年5月份从冬窝子搬到春窝子，6月搬到夏窝子，9月底搬到秋窝子，10月底再搬回冬窝子，开始漫长的冬季。

　　2004年的2月，因为受黄河源区气温不断升高的影响，阿尼玛卿山西侧冰川不断消融，特群沟突然发生雪崩，冰川沉积物携带着冰雪从海拔5900米的高度轰然坠下，砸向山脚下牧民的草场。

　　这次灾难共冲毁了包括拉杰家在内的几户牧民的草场，几千亩被他们称作“夏窝子”的草场，完全被厚厚的黑色冰川沉积物覆盖，大片养育牲畜的牧草被压在下面。

　　拉杰一家还有其他牧民那时还住在山下的冬窝子，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没料到，更大的灾难会接踵而至。

　　冰川崩塌，堵住河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冰碛湖。

　　2005年7月，持续的冰川融水，使冰碛湖溃决，在阿尼玛卿西侧引发了巨大的突发性洪水。拉杰家的“秋窝子”遭到了洪水的袭击，两辆摩托车和家里喂养的几头牦牛被洪水冲走，草场的围栏也被冲毁。

　　同时，洪水冲垮了拉杰邻居泽巴家赖以为生的牧场，如今他们家一只牛羊都没有了，成了低保户。过去她家曾经有800亩草场、200头牛和1000余只羊。

　　“被这种裹挟着碎石和黑色泥浆的冰碛湖洪水淹没的草场，没有任何恢复的希望。”钟峪说。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冰碛湖溃决灾害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在我国喜马拉雅山区尤其突出。

　　据发表在2009年第07期《地理学报》最新的研究数据披露，“我国喜马拉雅山区共有143个具有潜在危险性冰湖，其中溃决概率等级为’非常高‘的有44个。”

　　龙巴萨巴湖、皮达湖是定结县境内两个冰碛湖，离尼泊尔边境仅4公里，以前在地图上小得根本找不到，而现在龙湖的面积已经达到1.08平方公里，皮达湖达到0.97平方公里。

　　1988年，两湖间的距离有50米，2006年这个距离缩小到5米。研究模型显示，如果两湖同时溃决，在龙湖溃口处洪水将持续4.3小时，最后的倒梯形溃口可能深达99米，届时定结县将岌岌可危。

　　被气候改变的生活

　　在离黄河源最近的玛多县城东边二三公里地方，有一片新建的砖房，整齐划一。这是政府新盖的一个生态移民村——玛多县玛查理镇。

　　两年前的一场特大的雪灾，使尔今丹真家里30头牛、50只羊全部死光。他们一家五口分到了一套房子，从黄河乡搬到了这个生态移民村。和尔今丹真一起搬到这个移民村的牧民有90户左右，主要来自黄河乡、扎陵湖乡和黑河三个地方。

　　气候变化催生的难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粮食和栖居地等问题，还有在新的环境下对文化及身份的认同。

　　搬到了定居房后，67岁的杨拉更怀念以前游牧的生活。在搬来玛多县城以前，她一直生活在黄河边的牧场里。

　　现在杨拉一家每年收入就靠政府补贴的6000元，再加上挖虫草2000元，日子过得很紧巴。他们告诉钟峪，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买，奶子3块钱一斤，牛粪五六百块一车，肉一年才能吃上几回。

　　杨拉33岁的女儿益西拉姆说，他们家以前在牧区吃肉、喝奶很方便，现在最不方便的就是没有牛粪烧了。政府虽然每年会补贴一吨煤，但还是不够用。

　　对于未来的打算，益西拉姆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她只想着能找个地方放牧。但是，她的两个12岁的孩子，却不赞同母亲的想法。孩子们说，“还是现在的房子好，离学校近，暖和，还能看电视！”

　　对这些藏民来说，气候让他们迁徙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现在天气变得越来越暖和，冬天，以前要穿那种里面有羊毛的藏袍，现在只穿夹克就行了；夏天，过去要穿棉袄，如今镇上的女孩子都开始穿裙子了。

　　对于尔今丹真家的孩子来说，住在温暖的房子里，并且还有电视看是幸福的。而家住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张油房村11岁的彝族少年俄木曲波，家里也有一台电视机。但这台电视却不让看，大人说是为了省电。

　　这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是在外打工的哥哥千里迢迢从城里买回来的。一年前，一场泥石流埋没了他家的房子，他们不得不从大源镇借住在张油房村里。

　　俄木曲波同时又是幸运的，五个孩子的大家庭里，他是唯一上过学的人。他做完作业去山坡上的梯田里帮大人插秧，2岁的小侄子光着身子，扑在蚂蝗蠕动的水田里恣意地玩耍。

　　三亩水田是租别人的，虽然俄木一家人比邻居们还要勤奋，并且一天只吃两顿饭，但遇到干旱，还是填不饱一家9口人的肚皮。

　　马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是国家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据监测数据显示，近50年来，马边县的温度有所上升，降水总量减少，但降水强度却有所增加，使得局地洪涝加重，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频繁。2000年以来暴雨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总值达21379万元。

　　2009年4月，“绿色和平”与“乐施会”成立的《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联合调查组的成员李昂来到了当地考察。

　　“村子里到处是开裂的房子，一到下雨，村民们就提心吊胆，即使是夜里也会毫不犹豫地裹着衣服跑出屋子。”李昂说，“大家都怕被泥石流掩埋了。”

　　荣丁镇裕坪村，43岁的郭登芬讲述，在一年前一个下大雨的晚上，她赶紧跑出屋外，大雨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家里，只见一块磨盘大巨石从天而降，穿过屋顶，砸垮了她昨晚睡过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