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家大富豪

　　本刊记者  王大骐

　　1994年以来，福布斯富豪榜的首富位置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非美国人，他来自邻国墨西哥，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士第一次摘得这一头衔。跟在他后面的是大家熟悉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新兴市场国家富豪本次表现惊人。前5大富豪中，有3名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在首次登上该榜单的97个亿万富豪中，亚洲人占了一大半。中国内地富豪上榜增至64人，仅次于美国富豪人数，成为世界第二。印度富豪的表现也相当抢眼，印度信实工业CEO穆克什·安巴尼以290亿美元的净资产，排名从去年的第7位上升到第4位。印度安赛乐－米塔尔钢铁公司所有者拉可希米·米塔尔净资产达287亿美元，由去年的第8位上升至第5位。巴西矿业和石油巨子艾克·巴蒂斯塔不仅首次闯进前10名，还以一年内财富增加195亿美元成为今年“增值”最多的富豪。

　　“一个国家亿万富豪的人数实际上和这个国家的复苏情况成正比。国家的亿万富豪数，对该国经济未来一年的走势是一个领先指标。”《福布斯》的资深编辑说。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未来还会产生更多“贫民窟的亿万富翁”吗？

　　其实，早在30年前，这个新的时代早已拉开了序幕，只不过舞台上的演员还没出场。

　　这场戏的总导演是美国经济学者弗里德曼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在这次私有化浪潮中，最为惹人注目的莫过于前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进程，一个庞然大物的被肢解预示了一个试验的失败，在另一边的资本主义阵营则仿佛吹起了胜利的号角。在这场巨大的财产再分配游戏中，公平输给了效率，资本主义开始充分释放人们的贪欲，从而给经济带来了活力，也造就了新时代的资本家，至今，他们还活跃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同样的剧情也在大部分推行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上演，于是如今我们总能从财富榜的发展中国家富豪身上找到资本积累的相似之处：他们往往长期垄断公共领域的资源，与政要首脑利益相互捆绑，并或多或少从国家私有化转型中获益良多，最后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毫无意外地聚集在了这极少数人手中。

　　于是历史从未终结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相互拥抱。相反地，正如《休克主义》一书作者克莱恩所言：“民主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未携手前进，他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路障的不同侧。”

　　资本家们已经在反思。洛克菲勒在退休后又活了41年，期间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放到了发展慈善事业上。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更是在45岁就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现有资金约270亿美元，而每年必须捐赠其全部财产的5%。盖茨的好友巴菲特则在2006年就宣布把自己440亿美元财产中的大部分以不定额方式逐年捐赠给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盖茨本人在2008年更是提出了创意资本主义的构想，他认为光靠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解决贫穷问题需要太长时间。于是他呼唤一种更有创意的资本主义，能将市场力量延伸，使企业既能帮助穷人，又能获利。

　　《福布斯》杂志认为，盖茨和巴菲特这次在富豪榜上位次降低与他们不断捐款有关。这点新首富斯利姆也在仿效，也许这正是资本家的最终归宿，就像老洛克菲勒所说：“把财富带进坟墓是可耻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只不过这似乎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斯利姆 新资本家代言人

　　只要生活在墨西哥，那么几乎做任何事情都会与这个国家的一个老头产生联系，这个老头不是军阀头子或者上帝，而是斯利姆

　　本刊记者  王大骐

　　斯利姆明显很不高兴，去年秋天他请了一批记者吃午饭，在许多有关商业经验和宏观经济预测等老掉牙问题问完之后，一个很不识趣的记者问道：“能在一个遍布穷人的国家成为世界首富是何感受？”一直很谦逊的斯利姆马上打断了这个记者，他语调阴沉，目的是想告诉人们自己很不喜欢这类问题。

　　他说：“我觉得那些认为在穷国不能产生强大企业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

　　可如果你是一个墨西哥人，也许你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出荒诞剧，因为只要生活在墨西哥，那么几乎做任何事情都会与这个国家的一个老头产生联系，这个老头不是军阀头子或者上帝，他是200间合法公司的老板，并热心于慈善事业，他的名字叫卡洛斯·斯利姆·埃卢(Carlos Slim Helu)，上个星期正式成为了福布斯排行榜的世界首富，把从1995年开始占据同样位置，只落榜过一次的比尔·盖茨抛在了后面。

　　也许盖茨早该自叹不如了，他的产品只存在于我们的电脑里，而斯利姆却密布在墨西哥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也许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面目，它就像一个幽灵般无所不在。

　　许多墨西哥人或许就在斯利姆名下的医院出生。每天早上，墨西哥人在手机闹铃声中醒来，他们使用的手机服务是斯利姆提供的；他们出门开车上班，车的轮胎是在斯利姆开的店里买的，路上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钢材是斯利姆的公司生产的；中午，他们可能在斯利姆开的一家餐馆吃饭，晚饭后喝一瓶汽水，点上一根烟，这都来自斯利姆的企业，接着打开电视，收看的是斯利姆电视台播放的新闻；上网，他们用的是斯利姆公司提供的网络服务，想炒股票的话，其中一半价值的企业都是斯利姆的；周末购物，他们进的或者就是斯利姆旗下的西尔斯罗巴克连锁店，即使想出外度假，他们刷的信用卡、坐的飞机和住的酒店也都有可能是斯利姆旗下企业的，而如果此刻这些人正垂头丧气往下看的话，那么脚下的地板也与斯利姆紧密相连，因为他旗下的陶瓷公司控制着墨西哥40%的地板业。

　　除此之外，他早已把投资触角伸向了美国。2001年2月，斯利姆收购了美国最大的电脑零售商CompUSA，一个月后他又跟微软合作，启动了他预计会成为北美和南美最大的西班牙语网站。从2000年到2004年间，他先后买下了美国第二大电话公司MCI的13%的股份，接着以13亿美元的价格，转手给了Verizon电话公司。2008年9月份，斯利姆及其家族成员以贷款注资的形式收购了《纽约时报》公司6.4%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第三大股东，此外他还持有足够数量的认股权，可以让他将持股比例提高到16%。另外，斯利姆也出现在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的董事会名单上，而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在美国市场之外控制着全球15%的烟草市场。

　　这正如斯利姆多年的好友——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财富的革命》里所描绘的：在一条通向未来的高速公路上有9辆车，每辆车都代表一个机构：企业是跑在最前面的那辆——因为竞争的驱动和技术进步的推动。紧接其后的是民间机构、家庭和工会。第二方阵的车队则像大象蹒跚行走，包括政府机构、教育体系、全球性组织、法律制度等等。

　　对于墨西哥这个国家，斯利姆很显然正带头走在前面，在这个全球经济遭遇重大打击的时代，他是这个国家希望和骄傲的象征，人们都渴望像他一样爬上全球财富的顶峰。可同时他也是墨西哥长期以来扭曲经济的巨大获利者。联合国对126个国家财富分配调查的排名中，墨西哥排在第103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斯利姆每天可以挣2700万美元，而这个国家却有五1/5的人口每天的收入在2美元以下。

　　即使这样，无论是墨西哥城的市长还是国家总统都期盼着它为一蹶不振的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也希望他成为自己政治资本的一部分。在民间，他旗下公司所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就有20万，这是一个任何政府都不能忽略的数字。

　　最聪明的一个

　　斯利姆父亲名叫朱立安·斯利姆·海达第，是土生土长的黎巴嫩人。1902年，为逃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兵役，朱立安离开黎巴嫩，穿过大西洋，最后选择在墨西哥城定居。在墨西哥，朱立安自学西班牙语，在黎巴嫩移民聚集区经营着一个叫做“东方之星”的干货店。

　　1910年墨西哥举行总统选举，当政者迪亚斯30余年独裁统治引起普遍不满，导致墨西哥发生革命，迪亚斯最后只得流亡国外。此时国内各种势力开始争夺政权，墨西哥城政局动荡，人们纷纷逃离。可就在这个时候，朱立安却在市中心地段买下了一片遭抛售的地产，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胆识和眼光，这笔投资的回报为他赚取了第一桶金。

　　斯利姆是朱立安6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但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从小就在父亲的商店里长大，世界的真实面貌对于他来说就是商业运作。父亲等到斯利姆稍大一些的时候，每星期会给他5比索的零花钱，并要求他明确地记下这笔钱是如何花掉的。而之后父亲总会抽出一定的空闲来检查小斯利姆的账单，看完账单父亲会帮助他分析，每笔钱花费是否妥当，怎么做能够提高这些钱的利用效率，怎么花费更加合理。直到现在，在斯利姆办公室的书架上，还留着5本当年的账本，记录他买玉米饼、油炸圈和饮料的每一笔支出。

　　自从世界步入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以来，这个世界也许只存在两种富豪，一种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从小就浸淫在商业环境中，投资眼光敏锐，对大势把握能力强，善于整合资源，并具备耐心和毅力，对财富总有永无止境的追求。另外一种则属于硅谷创业型企业家，这些人是天生的技术狂热者，执着于科技的创新，而他们研发的技术也恰恰迎合了时代的潮流。

　　而斯利姆则和投资之神巴菲特一样属于前者。

　　巴菲特的父亲是一名落魄的股票经纪人，他自己从5岁就开始摆摊接济家人，9岁靠卖用过的高尔夫球赚钱，11岁买第一支股票赚了5美元，13岁的时候，他光是每月送报纸就能赚175美元，而在上大学前，他已经积攒了5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5000美元)并读了100多本商业书籍。

　　斯利姆的成长过程也极其相似，不同在于他是富二代。11岁那年，他从父亲那里获得了20美元的资金，年幼的他把钱用来购买政府债券，没想到居然从中获得不菲的回报。第一次大胆尝试的成功对小卡洛斯是个很大的激励，慢慢地他开始尝试其他领域的投资。15岁时，小斯利姆凭自己的努力成为墨西哥最大银行的一名股东；17岁时，他已经学会了炒股，并开始独立的风险投资运作，到196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赚取了40万美元。

　　父亲去世时给斯利姆及兄弟姐妹留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更重要的是为他留下了一句话，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危机，墨西哥都会存在，如果对这个国家有信心的话，任何时候合理的投资都会收获相应的报酬。”这句话在多年后彻底改变了斯利姆的命运，同时也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矛盾的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