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心

　　正如斯利姆的父亲，墨西哥人一直不缺乏对自己国家的信心，有时甚至是盲目的。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在自己的著作《动物精神》里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墨西哥的经济信心在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任期内(1976-1982年)达到了顶点。他把墨西哥变成了托拜厄斯定义的“迫害”故事的主角：一个弱小的国家成功地战胜了强大、傲慢的对手。波蒂略在1965年发表了一部小说，题为《羽蛇神》。羽蛇神是阿兹台克人的神，人们期待他像耶稣一样在伟大的转折时代复活。该小说在1975年波蒂略竞选总统之前再版，变成了关于墨西哥未来伟大成就的故事，而他本身也从古老的阿兹台克传说中获得了新生。总统专机也被命名为羽蛇神一号和羽蛇神二号。这个故事由于两个意外事件变得更具说服力：一是在墨西哥发现了新的油田，二是1979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导致油价暴涨。

　　20世纪70年代初，墨西哥已经认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当时最大的发现来自于坎佩切湾、恰帕斯和塔巴斯哥州，而那时正好是波蒂略就任总统之前。由于接二连三的油井被开采，探明的石油储量稳步上升。人们的预期疯涨，甚至有人宣称，墨西哥将成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产油国，而当时沙特的探明储量已经超过了2000亿桶。此外，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在1980年达到顶峰，比10年前的价格水平翻番还高。

　　墨西哥拥有做梦也想不到的财富故事，牢牢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波蒂略从1976年开始，不断强调石油的重要性：“在当前时代，世界各国可以分为拥有石油的国家和没有石油的国家。”然后，他开始像一个富国的总统那样行事。波蒂略助长了人们对墨西哥的信心，推动了经济繁荣。在他任总统的6年内，墨西哥的实际GDP增长了55%。不幸的是，在他任期结束时，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开始停滞。1982年，当波蒂略卸任时，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0%，失业也增加了。腐败和公然的盗窃行为达到了前所未闻的水平。

　　在建设新墨西哥的努力中，波蒂略以尚未开采出来的石油为担保举借了大量外债，使墨西哥深陷债务泥潭。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下跌，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事实上，时至今日，墨西哥探明的石油储量依然只有129亿桶，仅占全世界总量的1%。)这时候国内产业接近崩溃边缘。许多墨西哥富豪担心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出逃，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彻底崩溃，而此时却恰恰是斯利姆再次重拳出击的时候。

　　1962年，斯利姆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毕业后，他在商界广泛投资，涉及的行业从采矿、制造业、造纸业到烟草业，无所不包。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斯利姆的产业帝国迅速膨胀。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旗下的公司就已经雇佣了30000多名员工，规模已经非常壮观，而此时他已经做好准备，开始自己资本积累质的飞跃。

　　就像1910年父亲趁乱发财一样，斯利姆凭借敏锐的眼光在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之时开始趁机大肆收购。这样的冒险与收获的回报是成正比的，因为当时很多公司出售的价格仅仅是实际价值的5%。斯利姆用不多的资金一口气买下了十几家墨西哥的大公司。等到经济形势转暖，这些公司给他带来了数以亿计的丰厚回报。举一个例子，斯利姆当年以4400万美元买下的墨西哥保险公司SegurosDeMexico，今天价值25亿美元，整整增长了50多倍。

　　私有化浪潮

　　1982年的墨西哥石油危机只不过是横扫全球的私有化浪潮兴起前奏的一部分。在那一年，第三世界债务危机集体爆发，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巨大的财政困境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趁此时机向穷国提出了结构调整方案，并且将这个方案的执行情况作为进一步贷款和重新确定债务额的条件。结构调整方案要求实行“市场改革”，要求削减用于健康、教育和福利的开支，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对私人市场全面解除管制。

　　私有化在整个80年代飞速进行，到90年代初，80多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对680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其中大多数都是基本公共服务(水、电、通讯)的垄断性供应企业。由于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极不健全，国际大集团很容易购进其公用事业的股份。后来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一幕。在自己的职位上服务了12年的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Davison Budhoo)离职时坦言：“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

　　在这次私有化浪潮中，最为惹人注目的莫过于前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进程。

　　1992年1月，这个名字变为俄罗斯的国家开始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对全体人民70多年劳动积累的巨额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的丘拜斯将自发私有化归结为两种主要的形式。他回忆说：“常见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是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的财产，改变为某个新建的股份公司的资产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是通过简单的‘租赁加赎买’，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

　　正当新俄罗斯社会资源被迅速瓜分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强大力量打开了墨西哥市场，使之进入了完全的开放经济时代，墨西哥政府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活动，卖掉了数以百计的国有独资公司，而斯利姆也终于迎来了财富的第二次井喷，从此彻底走上了世界级富豪之路。

　　斯利姆联合西南贝尔集团和法国电信集团，买下了墨西哥国家电信公司(Telefonos de Mexico，即Telmex)。这是一块超级大肥肉：该公司一直是垄断经营，提供包括有线和无线在内的所有电讯服务。而斯利姆买下它之后，又获得了6年的垄断经营过渡期。他由此成为墨西哥无人能与之竞争的电信业巨头，如今他已控制了国内90%以上的固话市场和72%以上的移动电话市场，拥有4000多万移动用户。

　　这一切发生时，斯利姆与时任总统的卡洛斯·萨利纳斯·哥塔利已是多年的“好哥们”。在1993年举行的一次盛大的筹款晚宴上，斯利姆连同30名商界领袖向哥塔利的PRI政党承诺，每人给他们提供2500万美元的捐款(1994，哥塔利被控大规模的舞弊和腐败，随后被迫离开墨西哥，一直流亡在爱尔兰)。

　　因此一些反对者指责，身居高位的这位“好哥们”为斯利姆购买Telmex帮了很大的忙。而参与了Telmex交易的一名主管也如此证实。不过这都遭到了斯利姆的极力否认。

　　斯利姆的这次收购很明显受到了好友托夫勒的影响，他是第一位洞察到现代科技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结构以及生存状态的学者。在《第三次浪潮》中，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信息社会”。《纽约客》杂志这样描述过托夫勒：“克林顿和戈尔都在随着托夫勒的节奏起舞，托夫勒式音乐穿透了美国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过程。”

　　而早在80年代斯利姆就熟读甚至对《第三次浪潮》做出了仔细的批注，因此信息社会即将来临的远景一直缠绕在他的心头，而掌握本身就利润惊人的电信业则变得极为重要。斯利姆曾经说过：“如果互联网是新时代文明的心脏，那么电信业则是它的神经枢纽系统。”

　　资本家绑架的经济

　　反全球化的旗手、加拿大记者娜奥米·克莱恩在新书《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写道，资本主义永远需要灾难来推动。克莱恩发现这种巨大利益和巨大灾难的结合是弗里德曼主义在70年代就遵循的。过去的30年，新自由主义已经“完善了这种策略：他们等待重大危机，把国家私有化，而当公民仍然在余震的惊吓中，他们就把这些‘改革’制度化”。这种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资本力量对公共领域的占领，就是所谓的 “休克主义”。

　　而当我们回看斯利姆的致富过程，其两次大规模的收购国有资产无不具备这种休克主义的典型特征，而他几乎就是这种极端资本主义扩张的代言人。

　　在斯利姆垄断墨西哥电信业多年后，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显示：墨西哥是世界上电话费最高的国家之一。斯利姆对墨西哥国内电信业的控制，使其发展缓慢。到现在仍然有一半墨西哥家庭没有安装电话，只有4%的墨西哥家庭有宽带互联网连接。

　　其实墨西哥此时所走的道路正与美国19世纪80年代相似，那个时候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律师多德的帮助下提出了“托拉斯”这个垄断组织的概念。而所谓“托拉斯”，就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多家企业，不再各自为政，而以高度联合的形式组成一个综合性企业集团。这种形式比起最初的“卡特尔”，即那种各自独立的企业为了掌握市场而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结成联合战线的方式，其垄断性要强得多。

　　在这个托拉斯结构下，洛克菲勒合并了40多家厂商，垄断了全国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托拉斯迅速在全美各地、各行业蔓延开来，在很短时间内，这种垄断组织形式就占了美国经济的90%。洛克菲勒成功地造就了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垄断时代。

　　托拉斯的形成，一方面给垄断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另方面却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导致中小企业主、农场主的破产和广大人民生活的恶化，从而激起群众性的反托拉斯运动的高涨。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美国政府采取法律手段，进行国家干预，先出台了《反托拉斯法》，随后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用以保证市场公平竞争。

　　虽然墨西哥也有《反托拉斯法》和联邦竞争委员会，可是长期以来，垄断一直是墨西哥经济的特点之一。过去，政客们为确保大企业的影响力不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客观上起到了刹车一样的制约作用，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经济私有化浪潮以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执政71年后终于在2000年丧失执政党地位，政客的控制力逐步消退。

　　据墨西哥有关方面的资料，当地25家大财团控制的财富已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这些大财团中的5家控制了银行和信贷市场的75%和投资股权的66%。而作为新精英人物的代表，斯利姆给墨西哥新任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on)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卡尔德龙总统必须决定，是否需要不顾其国内最大私企老总和纳税大户的地位而给斯利姆这匹快马套上缰绳。长期以来，墨西哥国会让威胁斯利姆利益的法案胎死腹中已成家常便饭；而墨西哥全国广告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来自斯利姆的公司，因而媒体也不愿冒着得罪摇钱树的风险对这位大亨提出批评。

　　在幕后，斯利姆雇佣了一帮专业律师与政府出台的《反托拉斯法》做不懈的斗争。墨西哥的联邦竞争委员会早已对斯利姆的公司展开调查，可问题在于他们在人数和资金上都无法与斯利姆抗衡，因为他的公司“花在单个案件上的钱比我们一年的总开销还大”。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道。

　　墨西哥科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Denise Dresserová为此撰文提到其中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一套有着太多既得利益者需要得到维护的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历届政府都将保持社团主义者忠诚的优先性，置于推动经济增长之上；它们对受恩庇者获得利益分配这一点的强调，胜过对企业家创新以及造就公平经济舞台的强调。

　　同时墨西哥深陷由寻租者和经济增长关键领域(这包括电信、能源、运输以及金融服务等产业)内的垄断者所构成的密集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运作于政治恩惠、官商合谋、规制俘获以及特权维护(即政府为公共领域的行业联盟赋予特权，后者则以政治上的支持作为回报)的基础之上。

　　而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所树立的新样板的墨西哥经济遭到了巨大的打击。首先是遭受了占其GDP8%的经济收缩(这一比例位居整个拉美地区之首)；同时其在全球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中的位次也正在下滑，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他国；而投资评级机构也降低了对该国的评分；此外，受产量大幅下降的影响，墨西哥还面临着石油收入减少的前景。

　　墨西哥学者阿尔瓦雷斯·贝让这样总结墨西哥25年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根据过去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25年来的记录，墨西哥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0.17%，这意味着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时间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

　　10多年前，斯利姆用于慈善的开支只占了他全部资产的1%，因为在墨西哥，很少有富豪会投身慈善。而现在也许是受到盖茨和巴菲特“温和资本主义”(Benevolent Capitalism)的感召，他大约把20%的财富用于慈善，

　　尽管自己的银行家堂弟曾在几年前遭人绑架，花了3亿元才赎出来，可是斯利姆还是经常抛开自己的保镖，一个人走入会场。他从不用电脑，是个老派商人，平时爱抽雪茄，住的房子也只有6个房间，有时在做报告的时候他会显得很疲劳，更像是一个小企业业主，而非世界首富。

　　他那墨西哥电信公司的总部则在简陋程度上跟巴菲特的全球总部有得一拼，完全由一座旧纺织厂车间改造而成。而其家族的金融业务总部也显得十分寒酸——光线昏暗，烟味十足，大堂里还摆着一张折叠桌，据说是因为斯利姆有时候要在那儿吃午饭。

　　2月，他在公共场合发表了对自己国家经济前景悲观的言论，这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自己就是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壮大起来的，这导致他的“朋友”——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也为此说道，“那些从这个伟大国家身上获取最多的”人理应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