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塘积“重”十年难返

　　污染如此轻易，复原却困难重重。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在郴州和河池的植物修复实验历时10年，技术层面虽已成熟，但因所需资金庞大，未能大面积推广。

　　南都记者 张国栋

　　从外头打短工回到村里，35岁的黄长宇，这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就成了闲人。

　　他家有5亩田地，现在只能种满善于吸收重金属的蜈蚣草。2000年的一场砷污染事件中，他所在的湖南郴州邓家塘全村农田“中毒”，10年后仍无法耕作。

　　污染如此轻易，复原却困难重重。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在郴州和河池的植物修复实验历时10年，技术层面虽已成熟，但因所需资金庞大，未能大面积推广。

　　土地有毒

　　邓家塘村的土地被污染得以暴露，是全村226人在同一天内悉数中毒。

　　2000年12月中旬的一天早上8点，黄长宇扛着大锤到附近的石灰窑工地干活。1个多小时后，他感到浑身无力，视力也开始模糊。

　　他起初以为是中暑，请假回家睡了一天。次日，却发现脸开始浮肿，“像个猪头”。同村人亦大多如此。

　　村民们陆续走进郴州市良田镇医院，医生也无法判断是何种疾病。有位医生似有所悟：“不可能都是一样的病啊？恐怕是你们的水有问题了。”

　　村民们如梦初醒，赶紧拿矿泉水瓶装了一瓶水送到郴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结果令检测人员都大吃一惊：“是砷超标！一般几倍就已经不得了，你们的超了180倍。”

　　当地政府这才组织全村去检查，结果是砷含量超标，除了外出打工者，无一幸免。随后一个多月，226名村民被安排到郴州市人民医院，打“排砷针”进行治疗。

　　调查显示，地址在该村的郴州市苏仙区一家砷制品厂是罪魁祸首。该厂将沉淀池废水与中和渣外排，以致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村民饮用被污染的井水后急性中毒或亚急性中毒。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黄长宇体内的砷含量才降到安全线以下，但他们赖以生存的稻田却永久性地失去了耕种功能。

　　砷污染事件发生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土壤修复领域首席科学家陈同斌带队去了邓家塘。他们对该村土壤检测的结果显示，砷含量超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污染标准1倍至30多倍，大部分在两三倍，相比于污染前的土壤含砷量，污染后的土壤砷含量增加5倍至100倍。

　　失地农民

　　砷污染事件后10年里，邓家塘的村民生计所系的土地失去了价值。

　　村民段良玉曾经种了菜拿到集镇上去卖，但镇上居民都知道她是邓家塘的，无人光顾。当地政府起初曾补贴村民几个月的大米，每人发了2000元，此后就再无实质性的补偿和安排。

　　在邓家塘乡办公室主任刘万华对南都记者介绍，他们“引导中毒区域调整生产结构”，包括种花苗木、种烤烟、种杂交水稻种子。

　　但这些在民间似乎收效寥寥。

　　黄长宇说，他的5亩土地夏季收水稻，1亩可以收1000多斤稻谷，一季可收4000多元，冬季种菜，也能收入三四千元，加上其他养猪等收入，土地一年的产出曾经在10000元以上。地没法再种后，从米到菜都需要花钱去买，甚至连新打的井水，每吨都要付9毛钱。村民孙六海记过一笔账，他家有4口人，1个月的花销就凭空多出300多元。

　　38岁的陈细菊说，她10多年前刚嫁到村里时家境还算不错，但土地中毒后，她的身体也垮了，没办法久坐，去村子旁边的电子厂打工，也因请病假过多而被辞退。丈夫的货车今年又因郴州的石灰窑整治没有生意，“现在都要出去乞讨了，”她抱怨道。

　　生计困难之余，砷，村民避之不及的“砒霜”成分，还成为他们生活的阴影。

　　污染事件发生后，郴州市在1公里之外为当地村民打了一口井，经检测合格，但不少人只是用于日常洗涮，饮用水已改用桶装水。因为井水要花钱买，有些家庭仍在污染过的河沟里洗衣服。    

　　明知土地“毒性未改”，有些生活困难的村民仍然种起了玉米和蔬菜。

　　7月16日中午，孙六海的妻子指着午餐菜盘里的青椒对记者说，“这就是毒地上种的菜，你来只吃一回，我们没办法还得天天吃”。不知是后遗症还是心理阴影，孙妻经常性感冒，一直在吃中药，“你看我哪像30来岁的人啊，看起来都有50岁了。”

　　排毒实验

　　就像在水里投下一块巨石，投下去只需要一秒种，但打捞上来却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土壤重金属污染之后的修复同样如此。

　　黄长宇家的土地在中毒撂荒之后，2001年以每亩150元的价格出租了，中科院的陈同斌团队在上面种起了蜈蚣草。

　　每隔十天半月，陈同斌的团队都要对土壤进行一次检测。一年之后，检测的数据是，土壤里的砷含量较污染前下降了10%，三年后，含量降至30%-40%，今年的结果基本降至安全标准，可以进行种植。

　　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陈同斌的实验区域已经扩大到上百亩的规模，而且正在进一步扩大到上千亩。他们的修复技术也从单纯的超富集植物修复技术逐步发展成超富集植物与经济作物间作的边修复、边生产的新型修复模式。经过修复性工作，土地里重金属含量都达到合格标准。三年之后，他们尝试性地在污染的地块上种植了萝卜、碗豆、胡萝卜、玉米，经过检测，砷含量也没有超标。

　　虽然从技术层面取得了突破，但从实际操作上，要想修复所有污染地块，绝非朝夕之功。首先，财力成为大面积推广的一个制约瓶颈。陈同斌说，环江受污染土地达万亩，如果要全部修复，总投资至少需要几千万到1亿元，这对当地财政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他打了个比方：“这等于给人看病，以前他们认为是不治之症，现在有药可治了，但不一定花得起这个钱。”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启堂比较说，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中，物理化学工程方法费用较高，每立方米土壤需50-300美元，相当于每亩5万元人民币以上，对土壤的扰动破坏也大，而植物修复效率偏低，需要的时间很长，这就需要形成与物理化学技术组合而成的植物修复复合技术。

　　修复实验，对于邓家塘的村民而言，终归有些遥远，他们最关注的是现实。10年里，黄长宇一直选择外出打工维生，身边的那块“实验田”的境况，至少他从肉眼里看不出差别，没有人能真正告诉他，这些子孙后代将赖以生存的土地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