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120期封面

　　美军“海豹突击队”在击毙本·拉登行动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图为2010年“海豹突击队”和巴西海军陆战队进行反恐联合训练的情景

活跃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游击队。“9·11”后，他们和美国特种部队紧密合作（摄于1997年）

　　10年追捕本·拉登与“新帝国”运动

　　本·拉登的25号院距离巴基斯坦的“西点军校”桑德霍斯特步行仅20分钟。当地居民称，警察一周一次检查居民的身份证，很难相信25号院能够长期躲避细查。

　　追捕拉登的10年，也是美国的战略版图全面扩张的10年。以“反恐”为目标，美国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与以往不同，这场旷日持久的“新帝国”运动不仅将美国势力打入中亚的“真空”地带，也将其“理想政治”进行了强力推广，以解决“文明的冲突”。

　　主笔◎李伟   记者◎蒲实

　　敌人的诞生

　　他喜欢向日葵，喜欢吃拌了蜂蜜的酸奶酪；他带着孩子们去海滩、睡在星辰下；喜欢BBC世界台，喜欢与朋友们一起去打猎，有时去登山，像先知穆罕默德那样骑着一匹白马。他喜欢这个比喻。然而他说，生命里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他的圣战摧毁那个所向无敌的超级大国——美国。

　　本·拉登的一名妻子这样描述拉登。

　　1997年，曾经的埃及外科医生扎瓦赫里对本·拉登说：“伊斯兰世界缺少一位领袖，大家期待出现一位虔诚、真挚、简朴的人。除了你之外，没人符合这些要求。人们知道你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投身到阿富汗的游击战争中，而且一直留在那里。你宁愿待在山区，也不愿回到吉达享受荣华富贵，你对这样的选择从不后悔。因此，你振臂一呼，肯定应者如云。”

　　此后，拉登接受了关于“萨拉菲圣战”的思想，充当了童话故事里“任性的王子”。在伊斯兰世界中，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关于“任性的王子”的故事因而影响深远，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新世纪到来前，对美国而言，威胁是存在的，但威胁的主体——敌人——却是模糊的。苏联的解体消除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美国在世界上已不再有可对等的敌人。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急剧扩大。从1991年开始，美国经济不仅摆脱了衰退，而且创造了一系列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奇迹”。

　　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委员会确定了5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攻击；防止欧亚出现敌对的国家；防止美国边境上及世界公海上出现敌对势力；防止世界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友的安全。

　　谁会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文明的冲突》作者塞缪尔·P。亨廷顿教授在“9·11”事件前也不知道：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一个对手是不够格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太分散也太遥远，中国问题太多，且在今后可能造成的威胁也还为时尚早。

　　而此时在中亚腹地，本·拉登与扎瓦赫里却在处心积虑地为成为“敌人”而努力。

　　“基地”组织想方设法激怒美国，挑逗美国动用武力。“基地”最初的宗旨，是团结伊斯兰世界、颠覆世界秩序，让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持者，把全部精力放在保护自己国家安全和解决内部矛盾上。

　　1998年，本·拉登策动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美国使馆爆炸案。比尔·克林顿由此注意到了这个敌人，“拉登是美国的敌人，穆斯林不应该将其视为英雄”。本·拉登第一次被列入美国联邦调查局恐怖分子通缉名单，双方十余年的缠斗由此开始。但是克林顿的讲话适得其反，却使报名参加“基地”训练营的人数暴增，1.1万名“战士”把训练营全部占满。

　　随即，克林顿授权中央情报局及其特殊行动部门逮捕本·拉登，并将他带到美国受审。如果活捉不行，也可将其毙命。1998年8月20日，美国海军从阿拉伯海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了本·拉登在阿富汗霍斯特附近的训练营，拉登死里逃生。1999年，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军情处组建了一支大约由60名巴基斯坦民兵组成的小组，其任务是渗透到阿富汗逮捕或杀死本·拉登。但由于当年巴基斯坦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个计划流产。2000年，中情局的外籍行动队在阿富汗的山中用手榴弹袭击了本·拉登行进的车队，但拉登本人的座驾未中弹。

　　按照美国驻伊拉克行政长官保罗·布雷莫的说法，克林顿政府“正确地瞄准了本·拉登”。

　　2001年，在乔治·沃克·布什参加就职典礼前一周，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对布什、切尼、赖斯秘密汇报，特内特告诉布什，本·拉登及他的网络构对美国成了重大威胁，要不了多久这种威胁就会爆发，只是不清楚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出现。其余两大威胁，则是数量正日益增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中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崛起。

　　尽管威胁的等级在不断上升，但特内特的汇报仍旧没有使拉登成为一个国家的敌人，因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位于权力的顶端。就在“9·11”袭击前20天，基辛格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再有任何敌人了……我们面前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考验是：我们能否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即我们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但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坚持处于主宰地位。否则，我们将会因为外交政策变成一系列国内问题而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花费我们更多的精力。”

　　但拉登和扎瓦赫里执意要激化美国和穆斯林世界间的矛盾。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倾其全力攻击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地方，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为了确保这种震撼、强烈的反应，扎瓦赫里对拉登说：“我们必须攻击美国的心脏，动摇美国的基础。”因此攻击的目标需要集经济、军事、政治性为一身。美国肯定会空前愤怒，他们发出的指责会让穆斯林记住自己是穆斯林，应该不惜一切地支持圣战。

　　世贸双塔的倒塌，使关于“敌人”的问题清晰化，恐怖主义不容置疑地成为美国所面临的头号威胁。

　　布什在演讲中说：“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帝国，这样恐怖分子就有了一个安全的栖身地点来策划、实施对美国及其他文明国家的袭击……这是21世纪里一场决定意识形态的斗争，需要我们整整一代人加入到这场战斗中来。‘冷战’结束后，我们的国家还没有面临过这样严峻的挑战。”

　　对于敌人的认定——恐怖分子——使美国认为世界正在重回两极。这是一个不同于“冷战”时期两极的全新概念：“文明世界与国际恐怖分子网络之间的对立和战争。”正是在这个基点上，美国开始调整其国际战略。

　　“9·11”后的“先发制人”战略

　　2500万美元。“9·11”后，美国政府立即给拉登开出了悬赏价格。2007年7月，赏金翻倍为5000万美元。

　　“9·11”事件后，亨廷顿在接受采访时将此次事件定性为“野蛮人”对“全世界文明化的社会、对文明本身的进攻”；防止此次事件升级为“文明的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伊斯兰国家是否在反恐斗争问题上和美国合作”；如果伊斯兰国家“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或“进一步与犯罪分子联合”，引发“文明冲突的危险”就存在。

　　敌人——主要威胁源的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而变化。“9·11”前其反恐战略为制止恐怖主义者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11”后，宗教恐怖主义列为美国的首要威胁。2002年在阿富汗取得胜利后，美国将国家威胁源从宗教恐怖主义转向了它所认定的“国家恐怖主义”，并以前所未有的强硬语气，将伊拉克、伊朗、朝鲜这3个国家定为“恐怖国家阵营”，是“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

　　“9·11”事件为全面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提供了“机会之窗”，布什政府将“9·11”事件后的复仇行动定性为“全世界的战斗”，甚至“文明社会的战斗”，进而以“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来划分世界，希望各国的态度是“打击一个国家就是打击全体”，借此“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就像时任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说法：“如果巴基斯坦选择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那么就准备好被炸回石器时代吧。”

　　“9·11”后美国公布历史上第一份《国土安全国家战略》、第一份《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以及布什上任以来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三个战略标志着美国安全理念彻底发生变化。以“先发制人”战略取代过去奉行的“威慑”和“遏制”战略。按照赖斯的解释：“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大国的挑战，而是来自失败国家。失败、贫穷的国家……容易成为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温床。”

　　因此，与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美国深入反思其霸权政策和傲慢的超级大国心态相反，布什政府认为，“9·11事件”的发生恰恰印证了其安全至上观点的正确，美国靠维持现状已不足以保障安全，因此应当建立一种全新的、能够保障美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于是变得更具攻击性，与“绝对安全”战略相辅相成的是“先发制人”战略。在随后对本·拉登漫长的抓捕过程中，美国的战略版图以反恐名义进行了全面扩张。

　　遭受“9·11”袭击26天后，美国开始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

　　拉登和扎瓦赫里当时错误地估计，美军会像20世纪80年代的苏军一样，深深陷入阿富汗的泥潭。但他们没有想到，塔利班在军事上迅速崩溃，“基地”组织损失了在阿富汗80%的战士。2002年，他们丢盔卸甲躲进了山洞里。曾经的富翁拉登和外科医生扎瓦赫里，开始穿着破旧的衣服东躲西藏。

　　阿富汗战争使美国的战略布局出现了根本性改变。“冷战”初期，美国在中东倚重的抗苏对象是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而不是与苏联有漫长边界、与巴基斯坦有边界纠纷、军事力量弱小的阿富汗。“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独立，阿富汗的战略地位随着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而不可同日而语。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已经说，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南部的阿富汗组成了中亚的“巴尔干”。阿富汗于是成为中亚的十字路口，而“9·11”使阿富汗理所当然成为政治与军事的登陆场。

　　在美国调整后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改造伊斯兰世界占据重要位置。美国的战略家们深信，“9·11”事件虽然未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如果恐怖分子掌握了这类武器并用来袭击美国，所造成的损失就会成百倍增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极端势力是以反美反西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想要有效反恐，还必须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使他们接受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制度。这就是全球新秩序，反恐、防扩和改造伊斯兰世界是三位一体的任务。

　　以此逻辑，收拾“无赖国家”就是美国多种战略方向的汇合点。2002年1月，布什提出“邪恶轴心”的概念，用于描述赞助恐怖主义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第一批列入这个名单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鲜。4个月后，即将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约翰·博尔顿发表“邪恶轴心之外”的演说，把利比亚、叙利亚和古巴包含进“邪恶轴心国”。这些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阿富汗——沿北非、地中海、新月肥沃地带、海湾地区和中亚一字排开。阿富汗战争后，这条线的东段被切断。如果伊拉克成为美国控制的棋子，美国领导的北约就可以沿着欧洲巴尔干、土耳其、两河流域到达海湾，将东西“反美大堤”从南向北拦腰切断。

　　2003年3月20日，以怀疑“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伊拉克战争打响。对伊拉克的战争再一次显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一个中等军事国家在20多天内崩溃。进攻开始26天后，美军就宣布联军“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据美国官方公布，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美军人数为128人，其中110人阵亡，18人死于事故。英军士兵死亡31人。但战争消耗了美国大约200亿美元。

　　美国于是在中东终于获得一个可以立足又无需过多顾忌繁文缛节的基点。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伍尔西在接受《明镜》杂志采访时曾说：“这(指对伊战争)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对石油的依赖，而且还关系到全世界对石油的依赖。从短期看，我们的最根本的薄弱之处在于沙特人有可能很快削减或提高石油的开采量……沙特人对油价的升降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石油武器从中东抢过来。”

　　有了新伊拉克政权，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利比亚将失去决定世界石油价格的重要能力。美国如果能进一步遏制伊朗，世界石油将重新回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控制的时代，但不同的是此次美国具有单独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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