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日，奥巴马下令对阿富汗增兵约3万人

本·拉登在阿富汗（摄于1990年前后）

　　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国总共耗费军费7630亿美元，超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费用。但巨大的投入并没有缩短美军与拉登的距离。伊拉克战争后，全球反美情绪高涨，恐怖分子趁机大肆招兵买马。表面看，美国的情报界便陷入了漫长的冬季，几乎两年时间，对拉登的追捕陷入停顿，美国没有抓住一个有价值的恐怖分子头目。

　　2007年夏天，在一次巴基斯坦的民意调查显示，46%的人支持拉登，38%的人支持穆沙拉夫，只有9%的人支持布什。66%的人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处于敌对状态，只有19%的人对美国有好感。在2005年，美国以5000万美元支援克什米尔地震灾区后，对美国有好感的穆斯林比例上升了46%。可以肯定的是，伦敦、卡拉奇、利雅得、喀布尔以及纽约的年轻穆斯林们，正在面临激烈的思想斗争。

　　本·拉登是沙特国教伊斯兰瓦哈比派的信徒，15名劫机者与他有同样的信仰，属于同一个派别。美国媒体将罪责归咎于宗教的狂热与唆使，认为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是培育过激行为、不宽容并容易产生暴力的温床。“9·11”事件后，美国政府认为，要想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必须民主改造中东，缩小存在于阿拉伯国家的“自由差距”，于是美国影响力的渗透，在中东地区全面传播。

　　2003年11月，布什在华盛顿参加国家民主基金会20周年大会，首次提出“自由的进取战略”概念，他着重提到中东实现民主的重要性。随后几个月大中东计划逐渐浮出水面。美国外交官不停穿梭于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盟国之间。在经过一轮讨价还价后，布什在2004年的八国首脑会议上正式推出大中东计划，并改名为“大中东和北非伙伴关系计划”。

　　所谓“大中东”，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成员国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共27个国家，地理范围从北非向西绵延至南亚。

　　在伊拉克战争前，布什就宣称他的目的是要为中东地区树立一个“民主”的样板，进而向整个阿拉伯世界辐射，为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开辟道路。支持布什战争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更是直接说：“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权改变，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国家的人民树立一种典型，伊朗、叙利亚人民将从中得到启示，沙特等国也会为政权形式而不安，从而实行改革。”

　　赖斯则表示，“全球自由化”、“反恐战争”和“大国协调”一道，构成了美国安全战略的“三大前提”。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自由与安全是密切相关的——美国要为安全而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

　　伊拉克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倒萨控伊”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但是美国政府很快发现，伊拉克的局势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趋于稳定。大多数人看到，越来越复杂的战争形势和巨额的军费开支，让美国政府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却没意识到，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其实一直在趁机不断地深入推广。

　　奥巴马替代布什后，表面看，对伊拉克战争有了反思。2010年奥巴马在增兵阿富汗的演讲中对伊拉克战争所做的简短评价是：“伊拉克战争的巨大争议是众所周知的，无需重复。在接下来的6年，伊拉克战争吸引了美军的全部注意，还有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外交手段，以及我们的国民注意力——而伊拉克战争的决定使美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出现了裂痕。”

　　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反恐战略重心似乎在伊拉克战争完成了相应目的后，再度向东转移，回归中亚。奥巴马在尚未成为总统时就宣誓过：“我们要杀死本·拉登等。我们要粉碎‘基地’组织。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国家安全。”于是，沉寂了两年的有关本·拉登藏身之处就顿时浮现出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藏匿于巴基斯坦境内，美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从“大中东”到“大中亚”，其实，对于美国而言，阶段性目的的实现，只不过需要时机而已。

　　早在2005年夏，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外交》杂志发表《与中亚的伙伴关系》，提到了“大中亚计划”的设想。他认为，美国应该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与南亚作为一个地缘板块来解决问题。斯塔尔描绘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以阿富汗为中心，以中亚五国和阿富汗为主要成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与的“大中亚地区合作与发展伙伴计划”，即“大中亚计划”。

　　它的主要思路，是以美国对阿富汗的控制为契机，通过在安全、民主、经济、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将中亚和南亚合并为新的地区组合，以此谋求和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斯塔尔说：“在阿富汗和中亚，美国处在一个要么前进要么后退的十字路口，美国如果选择不关心或被动接受，代价将是巨大的。阿富汗的局面将要倒退，并重新变为地缘的激烈竞争地。中亚其他国家要么被拖进毁灭的漩涡，要么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庇护，最有可能投入俄罗斯和中国的怀抱。”

　　“大中亚计划”中，以阿富汗为中心，首先把阿富汗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国家，并使之成为连接中亚和南亚的纽带和样板，以推动“大中亚”地区的民主化，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首先在美国的主导下，对阿富汗进行重建和改造，使这个濒于破产的边缘国家，一跃而成为地区中心。

　　美国在“大中亚”投入的势力其实一直在悄悄扩张。“9·11”事件后，美国利用反恐战争已经在邻近阿富汗的9个国家，建立了至少13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还将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大幅度扩张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力网络。目前，美国公司在中亚能源开发、油气输送方面已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巨资，掌控了区内75%的新开发和待开发的油气区块。美国不惜高成本推动的从阿塞拜疆的巴库—格鲁吉亚—土耳其的杰伊汉—地中海的油气运输管道建设接近尾声，巴库—杰伊汉管线工程已经上马。

　　在此背景下，2009年底，奥巴马宣布增兵阿富汗。

　　“自由帝国”的困局

　　现在，10年追捕拉登终于告一段落，在此期间，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花费了上万亿美元。以反恐为出发点，通过军事力量，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中亚，在大中东地区推广美国“价值观”，重新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按照美国新世纪计划执行主任托马斯·唐纳利的说法，美国现在是一个“民主帝国”，或者说“自由帝国”。在这一等级体系中，美国高踞于金字塔尖，其他地区大国则居于第二层次，一般的国家则处于第三层次，“失败国家”或“无赖国家”垫底。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现在已经是美利坚帝国了。”实质的问题不是美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全球霸权国家，而是将成为哪一种霸权国家”。

　　10年间，美国对其国际战略进行了重新布局，“冷战”后地缘政治格局开始重组，但问题与不安也没有因此而减少。

　　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延伸到中亚地区，从哈萨克北部到阿拉伯海，“全球巴尔干”居住着5亿人口，承受着源自民族、边界、宗教、贫困的压力和政权内部的动荡。巴以冲突、库尔德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民族矛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如果美国撤军后，阿富汗重陷内乱，则可能出现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包括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内的新的不稳定核心区，恐怖主义、核扩散、民族宗教和边界纠纷等诸多矛盾盘根错节，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动荡源头。

　　美国的扩张同样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国际秩序模型。他认为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呈三维棋盘结构。在最高一层棋盘上，军事力量是单极的；在中间经济力量的棋盘上，力量是多极的，美、欧、日基本旗鼓相当，美国不是霸主，需要与其他力量平等地讨价还价；在最底层的棋盘，是政府控制能力之外的跨国关系，力量分布分散，讨论单极、多极或谁是霸主其实并没有意义。

　　无论布什还是奥巴马，每一位“游戏者”都必须在这个三维棋盘下棋。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棋盘，不注意各个棋盘之间的纵向联系，都会输掉这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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