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成就日本崛起
将“实用主义”奉为圭臬，是日本崛起的秘密所在，也是日本随后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文/霍建岗
日本在近现代史上有过两次“崛起”。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经过几十年的跨越式发展，迅速成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1945年无条件投降后，“重经济、轻军事”，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1986年超越苏联，进位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的名著《坂上之云》，常被用来解释日本发展的历程。欧美犹如“坂上之云”，日本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以模仿、追赶“坂上之云”来规划、激励自身的增长；而停滞乃至衰落，则是在已经达到乃至超越“坂上之云”之时，日本对未来的发展感到了迷茫，而在长期的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则通过某种契机而爆发。第一次崛起中的矛盾因上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不可调和，第二次崛起则因泡沫经济崩溃而使矛盾、缺陷全然显露，历经“失去的20年”。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将“实用主义”奉为圭臬，是日本崛起的秘密所在。而正因为重利、重实用，缺乏清晰的理念，才会让日本在“前方无云”的时候陷入发展的瓶颈。
霸道兴国栽下祸根
在明治维新之后，身负列强强迫打开国门耻辱的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依靠“霸道”成就了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所谓霸道，就是对内“富国强兵”，对外侵略扩张，“行恶”甚于欧美老牌列强。如此的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国家的落后与屈辱，成为和列强一样能拥有殖民地能统治“落后民族”的“一等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重利无义”的战略选择及发展模式。
既然要快速“富国”，就必须“集中力量”，明治政府开办国营企业，扶植大财阀，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本是穷国，资本存量不大，要发展必然要有人为此作出牺牲，而在明治时代，作出牺牲的就是广大的农民和产业工人，《野麦岭》与《蟹工船》所述说的，就是在日本将要和已经跨入列强行列之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图景。国家的发展，霸道固然有奇效，但也必然有相应的代价即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无视这些矛盾，就会使国家发展达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遇到瓶颈，从而成为衰落的诱因。
日本对外穷兵黩武，在欧美列强的缝隙中抢夺殖民地，扩展无度。最终走上了与全世界为敌的不归之路。作为后发国家，怎样崛起，崛起后应以何种面貌立于世界之林，日本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西方国家总是强调，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导致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冲突。但他们没有看到，是否会发生冲突，实际上和崛起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取向直接相关，霸道崛起必然会导致冲突。日本之所以会与美国开战，因为日本的目标是要在亚洲建立以其为核心、万邦臣服的所谓“八纮一宇”的国际架构，其体现就是日本想建成却未能成功的“大东亚共荣圈”。如果日本能知自身之限，在国内施行王道、与民为善的政策，对外坚持和平与平等，很难想象最终它会因战败而覆灭。
战后实用主义得与失
吉田茂的“重经济、轻军事”路线，吸取了战前“霸道”发展的教训，对内通过法治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缓和了阶级矛盾。上世纪60年代的“收入倍增计划”，让民众在经济的发展中“利益均沾”。70年代初上台的田中角荣，通过城市工业反哺农村农业，弥合了城乡差距，实现了“一亿总中流”的全民“均富社会”。这些举措并非因理念而生，而是自民党为求长期执政而不得不采取的“惠民”之政。
日本国民收入差距小，技术创新能力卓越，使之避开了拉美国家常见的“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地成为发达国家。然而，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如何在没有追赶目标、没有可资模仿模式的情况下继续发展，长于实用、拙于理念创新的日本陷入了困境。
官僚所代表的政府在资源的分配与产业的发展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学界的科研成功通过政府的牵线搭桥，可顺利转化为生产力。而政府也可以通过金融等渠道，有偏向性地发展重点产业。这种措施原来很实用。
然而，官僚、政府对资源目的性较强的配置，固然保证了经济顺利高速增长，却也培养了诸多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所赋予的“特许权”，保证自身的既得利益，反对改革，甚至反对一切改变。利益集团曾是发展使用的手段，在其完成历史使命应退出历史舞台时，却运用被赋予的权力来抗拒退出。比如农协是日本最著名的利益集团，曾经起到确保农民议价权、提高农民收益的重要作用。然而在需要为社会整体改革作出牺牲时，农协却执意于维护既得利益。几十年来有远见的政治家一直主张开放农产品市场，却始终不得不屈服于农协的政治影响力。当日本的公共债务因满足利益集团的需求，达到GDP总额两倍的程度，财政支出难以为继、欲图改变之时，利益集团却使用手中的选票、对政治的影响力，阻挠改变。这正是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长期景气低迷的重要原因。2001年至2006年小泉改革，模仿美式“新自由主义”，向利益集团开刀，使日本经济摆脱困境露出一线曙光，但在小泉下台后，其政策被迅速抛弃，而日本也继续在低迷的泥潭中挣扎。
“和平外交”下的实用主义
日本国际政治学泰斗高坂正尧在其《吉田茂》一书中谈到，吉田茂路线，只是他实现“强国目标”的一个手段，不是不要军事，而是在特殊状况下的“韩信胯下之辱”；可以说，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家”。吉田茂路线实质上就是实用主义。
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冷战结构下，日本依附于美国，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前沿，作为酬劳，美国向日本全面开放市场，正是靠着美国的市场与日元被大大低估，靠着出口导向型经济，日本积蓄了长期快速增长所需的资本与技术。
日本明白自身的国际处境，因此在确保日美同盟这一稳定基轴的同时，其具体外交政策并未完全跟随美国。比如中东政策并没有和美国一样亲以色列，而是采取了与阿拉伯国家为善的政策，从而确保了日本的石油能源安全。在东南亚，日本也苦心经营，1977年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扭转了东南亚的反日传统，大大促进了日本对该地区的产品出口与投资。
1980年时任首相大平正芳发出“帮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此后日本历届政权对中国的日元贷款与技术援助，在加速中国发展的同时，也为日本产品的出口与投资建设了良好的市场。
日本外交的旗帜是“和平主义”，但实质上却是实用主义。不介入国际争端，不增加敌人，“闷声发大财”，也是让日本顺利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重要原因。
后危机时代的四面出击
后金融危机时代，日本在经济上重视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市场与资金，以新能源等优势技术为重点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找新增长点，占领市场；争取让日本的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在安全上则紧紧依靠美国，纵横捭阖，提高日本在亚太乃至在世界的地位，维护其“旧贵族”的地位。
日本的东芝、日立、三菱重工三家核电制造商，把持了世界民用核设备市场的大半壁江山，核泄漏危机后，核能设备出口遭遇严重挫折。但是在地铁、水务管理等方面，日本仍积极地走出去，最近连续获得蒙古、印尼与越南的地铁建设经营大单。
民主党政权利用日本在环境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提出所谓的25%的减排目标，力争让日本标准成为世界标准，确立日本在新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25%的目标比美国更激进，似乎占领了道义制高点，但这不过是包装而已。在去年底的坎昆会议上，日本公开宣称“终结《京都议定书》，让日本的道德假象现了原形，所谓的高减排目标，只不过是实用的手段而已。地震后，菅直人又提出新能源战略，要求电力企业全额收购太阳能、风能的发电电力，而此战略也是在所谓减少核能依赖的旗帜下提出来的，其实质也不过是争取新能源领域主导权的手段而已。
在外交上，日本又使出“拉一个、打一个”的故伎，去年，日本突然提出要参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菅直人政权称之为“第三次开国”。日本急于参与TPP，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仅是原因之一，真实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紧密与美国的关系，在政治上将中国排除在外，争取在东亚的主导权。从小泉至菅直人，日本历届政权都是强调自身的“民主国家”属性，特别在与东南亚、印度等国交往时，以此来显示与中国的不同。6月21日日美防长加外长“2+2会谈”，更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范”，实际上就是日美以“旧贵族”的姿态，要求中国这个新兴国家“遵守旧贵族的规范”。日本战后外交，其实用主义的本色一直未曾变化。
引导实用主义的日本走向共赢
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友爱”，曾被日本政界与舆论讥为“空想主义”，但这却是日本社会少有的能够拿得出来的理念(虽然也是模仿“泛欧主义”)。日本重实用、重利益，因此在看待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往往用“我得必你失”的零和眼光。所以注重共赢的鸠山“友爱”及以此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在普通日本人看来是那么的异类。
日本希望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交往，这是互惠，对双方都有利，自然没有任何问题。成为问题的是，日本还是用零和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在安全上，菅直人政权防范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从去年底的防卫计划大纲一直到最近的日美共同战略目标皆如此。
既然日本重“实用”，那么积极地引导，使其认识到共同的利益，这是关键。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安全上也应该坚持“双赢”的理念，引导日本发现共同的安全利益。事实上，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如果能真正施行，确实可以构建东亚国家间关系新的格局。因此，关键还在于如何让日方明白，唯有合作才能真正地实现安全。□(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