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生活，比想象的丰富，也比想象的复杂。

　　记者◎蒲实

　　伊菲柔

　　在盛夏北京的人群里，我一眼就辨出了伊菲柔。这位开罗姑娘戴着紫色头巾，长袖长裤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在晃动着高跟鞋与超短裙的人潮中仿若时空隧道里钻出的来客。我有一种谢天谢地的感觉——在伊菲柔之前，与几位埃及人打交道的经历几乎让我抓狂。常常是在约定的时间将要到来时，发来一条短信，告知要开会，或者有别的安排，问能不能另约时间，再次谈妥了时间，却还是因种种原因无法接上头；在电话里一口答应马上回邮件，却迟迟不见踪影，几次提醒，直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叨扰，得到几次热情的承诺，至今却也未有回音。据说埃及人不需要表，机械时间对埃及人没有意义。埃及机场显示屏上面的时间显示都是某一时刻带个“+”号，表示某个时间段，只要晚点得不太离谱，一两个小时都属于准时范围。因此，直到亲眼见到伊菲柔的那一刻之前，我并不确定她是否会如期出现。此刻，她在这个时空里精确的存在倒成了意外的惊喜。

　　伊菲柔今年拿到开罗大学的奖学金，来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我问伊菲柔，埃及人的拖延是不是一种婉拒。她认真想了想说，他们应该是真的有事。我说，你很准时。她说，我不喜欢总是迟到。“北京时间太令我惊讶了。”伊菲柔告诉我，“我来到北京时，公寓前面正在修一栋新楼，工地上除了沙石什么都没有，但现在，才几个月的时间，这栋高楼已经成形了！也许是北京速度太快吧。不过，来过开罗的外国人都会对开罗之慢留下印象。”

　　伊菲柔在开罗的家位于老城区，一个叫舒布拉(Shubra)的地方。几十年前，这里曾是开罗繁华的市中心。伊菲柔一家在那儿租住一间公寓，一租就是近40年。“那是一栋太有历史的老房子了，也许有100年了吧。我们住进去的时候，爸爸还在世。他是一个农业工程师，在一家农业公司当经理，经济收入很不错，地位也很高。那时候，在开罗市中心花5埃镑租一间公寓是非常贵的了。13年前，他去世了。妈妈和大多数埃及女人一样，是全职太太，没有工作，靠爸爸每月1300多埃镑的抚恤金独自抚养3个小孩，我的弟弟今年18岁，妹妹16岁。周围的许多房子都陆续被拆了，可这栋老房子依然还在。”伊菲柔说，房子的租金也停留在过去的时光中。“因为房东和我们一家关系很好，也知道妈妈不工作，所以30多年来，他们一直没怎么给我们涨价。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样大的房子要租400到500多埃镑，但我们的月租还是10埃镑。埃及人是非常讲人情的。”

　　这栋三层高的老房当初也是要拆的，“但是房东不愿意拆，他对他们说，他可以改进一下房子的外观和里面的设施。于是，这栋老房就被留了下来。不过，他们之所以答应不拆，是因为这里的位置已经不再重要了”。在伊菲柔的家周围新盖起的仍是三四层高的小楼。“这样的楼，要几年才能盖完。”她说。于是，开罗市中心有很多没有盖完的房子，钢筋耸立在外，没有屋顶，里面却住着人，窗户外面还晾着衣服。这样做，是为了方便随时加高楼层，不过，什么时候加高，什么时候能封顶，总是遥遥无期。舒布拉如今已变为工人阶级聚居区，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清真寺和曾经繁忙拥挤的街道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上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之间，开罗的居民人数从600万激增到1500万，城市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0人，基础设施却并未更新。我请伊菲柔勾勒一下她心中的开罗，无需思考，她说：“喧嚣，拥挤，覆盖着尘埃，混乱而忙碌。”

　　混乱而忙碌，不知这是不是埃及人性格的空间表达，至少我所见到的埃及青年哈萨姆就是一个微观的开罗。他在北京地坛公园附近的繁华地段开了一家不小的埃及餐厅，在我坐在他的餐厅里等他的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忙碌。他一边指挥服务员上菜，一边招呼客人，一边亲自递送菜单，一边帮客人烧好水烟，不时想起要问候某个朋友，拿起电话来打一通电话，一会儿又骑上摩托车飞奔出去，过了一会儿又飞奔回来，坐在我身边说上几句，然后又起身去忙这忙那。那天晚上，他的餐厅一共有3桌客人，但他忙得不亦乐乎。当然，焦急等待的我也是他忙碌的一部分。就像在遵从现代时间的马路上，开罗行人在车流中穿行，汽车红灯不停绿灯不行，按自由的意志行事。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冲撞的结果，就是开罗那恣意的密度和极度混乱的交通。

　　在埃及生活过10多年的英国著名记者和作家约翰·布兰德利(John R.Bradley)告诉我：“埃及有个说法，叫‘IBM时间概念’，即阿拉伯语的‘Inshallah’(神的意志)、‘Bukrah’(明天)、‘Ma'alesh’(忘掉它)。没有人准时赴约，实际上，准时几乎是粗鲁的，等待是一种美德，抱怨不准时则被视为一种荒唐。这既源于古老的传统，也因为开罗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交通状况最差的城市之一，从城市的一边到另一边的时间，完全看交通。”而交通状况如何，则取决于真主的意志了。流逝着传统时间的开罗市中心，也因此逐渐被占人口比例极小的新富与中产阶级所遗弃。10多年前，在巴黎的一次讲座中，曾任埃及《金字塔》报主编的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Mohamed Hassanein Heikal)曾做过这样一个比较：法国工程师豪斯曼既是巴黎瑞弗里大道(Rue de Rivoli)的设计师，又是开罗穆罕默德·阿里(Mohamed Ali)大街的设计师。多年过去，前者是沐浴在城市之光中的文明前沿，而后者的街灯却已熄灭。著名的埃及作家塔瑞克·奥斯曼这样描写道：司机和行人经常性地对着彼此叫嚷，相互诅咒。任何一个零售店或服务站，排队已经成了罕见现象。猥琐的语言随处能听到，街道拥挤而焦虑不安。

　　伊菲柔告诉我，她和绝大多数埃及人一样，无论身在何方，都会每天做5次礼拜。“每天早晨4点到5点一次，中午12点半一次，下午15点到16点一次，18点到19点一次，21点到22点一次。”这是埃及人生活中神圣的仪式时间。这个时间不必准确地执行，取决于心灵的把握：“在礼拜的几分钟内，我们一般不会接电话，如果有人敲门或不得不被打扰，那就等一个人的时候重新再做一次。”“我很怀念在埃及的时候，去清真寺做礼拜，那用歌唱般的声音念诵《古兰经》的声音是多么亲切。无论我身在何方，每天祈祷5次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启程来北京前，伊菲柔接到了她只见过一两次面的一位远亲的电话，这个电话让她兴奋不已。“他是我奶奶的姐姐的女儿的儿子。”伊菲柔说，“他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找他们。”爸爸还在世时，伊菲柔曾经去过这位远亲家，那时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只记得，他家的别墅很大很大！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住在哪儿，因为他在开罗有好多个住处。”伊菲柔对这位富裕的远亲心怀感激。妈妈独自靠1300埃镑的抚恤金，根本难以让3个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伊菲柔三姊妹从小到大都在开罗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读书，这得益于这位远亲的资助。伊菲柔能说漂亮的中文和英文，举止谦和文雅，并未沾染落败的工人阶级聚居区舒布拉的尘嚣。

　　“奶奶的姐姐的女儿的儿子，和他的妹妹一家，在开罗开了很多私立学校、工厂和医院。”伊菲柔告诉我。她无法准确地描述这位远亲的发迹史，埃及富人的生活就像隔绝在深宫高墙内的秘密，鲜为人知。“他和他的妹妹总是很忙，所以没有机会见到他们。”“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跟我爸爸说，让我去他们开的学校上学。爸爸不愿意，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养育我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后来，爸爸去世了，我们就去了他开的学校念书。他并未亲自在学校迎接我们，而是给校长打好了招呼，我们报上自己的身份，就进学校了，不用交钱。”伊菲柔说。

　　“我们彼此从来都不谈论家境。埃及人羞于谈钱，赚多少、资产多少，都是个人隐私。就像你问我，爸爸的抚恤金是多少，我的学费是多少，如果在埃及，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没有公开谈论并不意味着没有暗中的观察和揣摩。在埃及待了多年的人都说，埃及人好面子的程度甚至超过中国人。在埃及的社交场合里，礼轻了会让人瞧不起，在诸如婚宴的场合，主人会暗地留意来宾所送的礼物、举止和热情程度，然后如法炮制回之以礼。攀比到处都在暗中进行，人们也非常在意家庭的尊严和荣誉。伊菲柔告诉我：“因为你是外国人，我才愿意告诉你我的个人生活。在学校里，我从来都不愿对别人讲起，我是靠亲戚关系在这里念书的。这是我的尊严。”“伊斯兰教有一个传统，每年要按收入的一定比例捐款，去帮助穷人。妈妈没有收入，只领爸爸的抚恤金，但她仍然每年都捐款。”

　　伊菲柔认为，她是她富裕的远亲的受惠者，她对此心存感激。传统的亲缘关系缓冲了巨大财富悬殊对她现实生活的冲击，她偏离了我心目中被巨大贫富差距和极少社会机会所激怒的埃及青年的形象。但伊菲柔说，当她得知穆巴拉克被赶下了台，她“非常自信，非常骄傲”。对于她来说，这是“令人惊喜的意外”。“没有人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1月25日前，网上有很多组织抗议的讨论，但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以前就有人很多次主张革命，但没人相信能成事，政府总是能控制住。1月25日那天，去解放广场的人其实很少，但我想，是突尼斯本·阿里的下台，极大地鼓舞了埃及人，越来越多的人才涌向解放广场。”

　　我问伊菲柔，你也有愤怒吗？她回答，是的，这种愤怒是日常性的。“我常听街坊邻居们谈起，谁又在街上被警察抓了，或者警察又到谁家里打人了。我也愤怒于腐败，我们就像是被遗忘的人民——只需要看看像个垃圾堆似的没人管的开罗就知道了。说了几十年的变沙漠为土地的垦殖计划，一直没有踪影。为了办妥来中国的手续，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不得不在学校、医院和各种官僚机构间转圈似的反复地跑来跑去。没有什么明文的法规，他们给不给办，完全取决于心情，如果想省点事，那就得交钱——行贿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会觉得很憋屈。”

　　这种日常性的体验，还包括中途从开罗大学医学院退学的哈桑姆所告诉我的：“在大学里，有些教授把他们的书和讲义高价卖出，贵的一份要100多埃镑，如果不买，就参加不了考试。反正毕业后也找不到工作，我索性退学。”2008年，《金字塔报》曾对埃及年轻人做过一个调查，为什么埃及古典的绅士传统荡然无存。一位埃及青年这样答道：“你怎能指望一个每天工作16小时的人，在公共汽车上给别人让座？如果他结束漫长的工作后，还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长队买有政府补贴的面包，他为什么还要邀请女性或老人站在他前面？当你被生活淹没时，你就顾不上什么礼貌了。”这种日常体验的愤怒在阅读的空间里升华成集体的情绪。“在埃及的电影里，在埃及的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里，你到处都能看到让你愤怒的暴政和腐败。几乎每个埃及人都会谈论他的愤怒和失望。”伊菲柔说。

　　我请伊菲柔列举一部她最喜欢的近期埃及文学作品。她说：“阿斯瓦尼(Alaa Al-Aswany)的《亚库比恩公寓》。”以《亚库比恩公寓》为本，诞生了埃及电影史上最高成本的同名电影，票房纪录辉煌。亚库比恩位于开罗市中心，曾是名流聚居之地，它逝去的华丽记录着埃及盛世的辉煌。在阿斯瓦尼的小说中，这里混居着腐败的政府官员、买官贩毒的商人、逃避现实沉浸理想的没落绅士，同性恋的报社编辑，对现实完全失望而投身宗教革命的激进青年，凶残冷酷的警察，争夺遗产的富豪后代等。5年前，约翰·布兰德利曾在开罗一个破旧的小咖啡馆里找到阿斯瓦尼。“大约有50个人聚集在咖啡馆里，他们传递着一个袖珍麦克风，便于让彼此的声音超过屋外交通的喧闹。”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家事国事天下事，那天，他们谈的话题是文化部长对戴面纱的评论。这样的场景，是开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很好奇，在一个被称为“独裁政府”的控制下，伊菲柔获得阅读体验的公共空间何以能存在。约翰·布兰德利告诉我：“大约5年前，埃及的媒体获得了相当大的言论自由，出现了很多非常直言不讳和批判性的报纸，包括很有影响力的《今日埃及》(Al-Masry Al-Youm)和《立宪报》(Al-Dostour)。它们经常批评总统和他的家族，事无巨细地揭露腐败和暴政。”我查了查“Al-Masry Al-Youm”的投资人，其中一位是埃及最富有的萨维里斯(Sawiris)家族。这个家族从建筑生意起家，在纳赛尔时代，家族的海外业务受到限制，但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政府对商人的政策很友好，这个家族的经济实力极大增强。家族的几位兄弟分别在苏黎世、柏林和芝加哥接受大学教育，矛盾的是，他们既与开罗的自由派同情者有很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私交甚好。约翰·布兰德利说，埃及于是发生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现象：“你可以在街边自由地购买和阅读任何反对派的报纸，但不能公开地讨论你所读到的内容，因为秘密警察很可能就在你身边。”为什么政府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因为当华盛顿再批评埃及时，他可以拿起这些报纸说，看吧，他们已经能自由地批评我了。”

　　莎可芸

　　埃及姑娘莎可芸的父亲是开罗大学非常有名的阿拉伯语教授，曾受邀来北京大学做过讲座。她的家就在离解放广场不远的曼尼罗达(Mannial del Roda)。1月25日，也就是爆发抗议示威的第一天，她一家并未去解放广场。“直到爸爸在网上看到示威的人通过手机发布出来的视频，他决定第二天走上街头——他支持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我要求跟他一起去，他担心会有什么不测，不允许。在我再三央求下，他总算答应带我一起去参加抗议。”莎可芸形容当时的心情说：“我简直兴奋得想唱‘红歌’！”有一阵子，她甚至激动地晕了过去。“周围的人把我扶起来，给我送水，把我围起来，保护我。”埃及社会学家萨米尔·汉娜曾这样描述埃及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人们似乎随时准备好因为琐碎的事情一跃而起，掐住彼此的喉咙。历史上曾一直存在的相互宽容的古风已然消逝。”而此刻，在拥挤的示威人群中，莎可芸感受到那久违的自律。“那几天，我没有见到有人乱扔垃圾，也没有人推搡。每个人都希望改变自己，展示出最好的一面。当我们终于听到爆发出来的改变的声音时，我们会发自内心地去支持它。”

　　莎可芸曾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阿曼苏丹国度过了少年。“爸爸在阿曼教了6年阿拉伯语，我中学二年级才回到埃及。与大多数埃及人相比，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曾在国外生活。”从阿曼回到埃及后，莎可芸一家的经济状况远远好于一直待在国内的开罗大学教授家庭。“我们在开罗安了家，爸爸在曼尼罗达买下一栋房子。房子很大，以至于我们后来有些后悔，是不是应该买这么大的房子？因为对妈妈来说，打扫起来实在很辛苦。在物质上，我们不缺什么：我们有房子，有车子，虽然我有5个兄弟姐妹，妈妈是全职太太，爸爸一人要养活一家7口，生活并不容易，但比起许多埃及人，我们的生活已经好得多了。”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告诉我，2000年后，埃镑以很快的速度贬值，因此，很多到海湾国家工作的人回国后都成为富人，收入远远超过埃及的公务员。政府承诺每年通过公有和私有部门创造30万到50万个就业机会，但高中程度以上的毕业生每年大概有80万人，就业机会的缺口经年累积，越来越多的埃及人极力想争取到国外去。2006年，大约800万埃及人(超过埃及人口的10%，其中大部分不到40岁)申请美国绿卡；2005年以来，数千名埃及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乘坐走私的渔船跋涉到希腊和意大利海岸；截止到2008年，大约有50万人非法进入欧洲。2005年，埃及青年哈桑姆带着800美元来中国旅游，在北京找到工作，留了下来，慢慢有了自己的餐厅。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在国内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所以也讨不到老婆。与很多埃及男子一样，他出国的主要动因之一是想找老婆，这样的结果是，埃及的大龄未婚女性也特别多。作为英国人，约翰·布兰德利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在阿斯旺租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大坝，司机20多岁。在回程的路上，他突然把车停下，闭上眼，高声背诵《古兰经》开篇的段落。然后他转向我，极其严肃地问：‘你能给我到英国旅游的签证吗？’”当布兰德利告诉他这不可能后，他“看上去悲伤极了”。他还遇到一位来为他修电脑的埃及青年。“他有计算机专业的学位，英语说得很流利，在一家很大的软件公司接受过培训，但因为他没有关系，所以他几乎不可能被大公司录取。”他问布兰德利有没有到国外工作的机会，这位青年说：“我想去一个能给我一些尊重的国家。”

　　莎可芸一家从阿曼苏丹国回到埃及，尽管获得了优厚的物质条件，但他们的内心并不平静。2008年，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达到高点，埃及国内的高通胀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和面包暴动。“老百姓为了买到有政府价格补贴的面包(埃及有政府价格补贴的面包售价不到1美分，买到这种面包需要排长队。而没有政府补贴的面包价格高出5倍以上)，使劲地挤，害怕再等一会儿就买不到面包了，结果发生了踩踏，死了很多人。”令人心酸的贫穷的另一边，是神秘而巨大的财富。“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总统家族财富的议论，直到他下台后，他的财富才正式地被宣布出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周末的晚上，“爸爸常带我们去尼罗河畔的俱乐部。别误会俱乐部的意思，那是专门为大学学者们举办的聚会。在那里，大家聚在一起，见证朋友们的订婚，或参加共同的仪式，也讨论各种问题”。我拜托莎可芸帮我采访她的父亲。几天后，教授回了一封信，他告诉我，在俱乐部的这些聚会上，“我们因一个共同的想法聚集在一起，那就是推翻现政权。我们发表演说，朗诵诗歌，讲述故事，让我们别忘记自由、公平和变革的含义。我们也谈论腐败”。深入社会肌体的腐败让他“非常不满”：“我笃信《古兰经》的一句话：‘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的现状，除非自己改变之。’”

　　莎可芸说，跟随爸爸走上街头，是受到一种超越个人生活经验的情感感召。“我们的祖国落后了，这是埃及许多问题的根源。我们感到，埃及被人利用了，埃及不是我们的埃及。我们的国家失去了很多原则，没有什么公平可言。”莎可芸说，“人不只是靠钱而生活，也不是只为了自己活着。我周围的许多人，都生活在白日梦里，梦想埃及能够发展。失望是普遍的情绪，对很多人来说，出国就像一种逃亡。”哈桑姆也告诉我：“埃及不是我们的了。有一个躲起来的小偷，把我们的天然气资源廉价地卖给以色列，把回扣装进自己的腰包。这个躲起来的小偷还偷走了我们的所得：埃镑越来越不值钱，爸爸的工资却依然微不足道。”

　　莎可芸的父亲说，他怀念欧麦尔·伊本·哈塔卜(Umar ibn al-Khattab)所建立的阿拉伯帝国，“那时埃及正开始成为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那是埃及最好的时期”。埃及作家奥斯曼·塔雷克告诉我，对埃及的精英来说，这种历史的失败感是一种集体心理。“中国青年继承的是历史的胜利，但埃及青年继承的是失败。”放眼世界，“上世纪50年代与埃及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韩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民主国家……古老的印度和中国文明成功地将巨大的人口变为发展和财富的生产力”。而埃及“在过去200年中建立地区性帝国的几次努力都失败了，然后我们经历了35年扭曲的资本主义和过于实用主义、过于依赖美国的政治工程。它给埃及人留下的是战略性的真空”。

　　在莎可芸的家里，女性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尊重。“妈妈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年轻的时候，她在亚历山大大学学习，后来又到各处游学，她的时代没有给她太大的阻力和约束。我想，她之所以后来做了全职太太，也许是因为她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和全职太太吧。”莎可芸的父母有5个孩子，这在埃及不算多，她这一辈，很多家庭的孩子有9个或者10个兄弟姊妹。莎可芸的父亲告诉我：“我感到5个孩子是自然的数量，不多，不少。我感谢真主的恩赐。埃及人是埃及的财富，正如中国人是中国的财富。”莎可芸说，除了宗教因素，埃及传统的家庭观也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

　　塔雷克告诉我，埃及现在有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是上一代人经济乐观主义的产物。“中产阶级在上世纪60年代感受到了埃及经济的显著增长，到70年代，大部分埃及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1973年，埃及与以色列结束了敌对的战争，200万埃及青年返回自己的乡村和城镇，组建家庭。繁荣与和平年代，到处洋溢着乐观主义。去海湾国家工作的300万埃及移民劳工所带回的财富，让人们对经济潜力更加自信。这些都鼓励人们生更多的孩子。营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的降低，都促成了埃及的人口爆炸。埃及政府在80年代和90年代提倡控制生育，但效果不佳。”如果没有埃及经济的现代化，也不会有今天走上开罗街头、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青年。

　　传统的生育模式正被现代的生活方式击败。纳赛尔·努日今年35岁，是典型的埃及中产阶级，月薪在2500美元左右。他住在建有私立学校的城市中产阶级聚居区，130平方米的三居室月租400到600美元。他有一个1岁的女儿和4个月大的儿子。他面临的情况与中国人很相似：私立幼儿园每年学费至少2000美元，私立中学和高中则要3000～4000美元。他告诉我，他还没有打算再生孩子。埃及的年轻一代很多人与他的想法相似，城市生活的预算约束自然地控制了人口。城市生活也强化着大量从农村进城的大学毕业生的欲望。“他们不再愿意回到农村去。埃及政府曾有过一系列计划，包括以优惠的政策向大学毕业生在城区外的地方提供新开垦的土地，扶植新型的农场主。但极少有人愿意去——最后那些土地都集中到了大投资商手中。”

　　莎可芸对现在的埃及充满自信，虽然那些暴力事件让她感到心痛，但她对未来充满希望：“埃及又回来了。利用埃及的资源，贫穷的人也可以富起来。”■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