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外交为民不是说教
南都周刊：都说3·11地震后中国人跑得最快，是这样吗？
吕小庆：这是日本的一种舆论。在日本的外国人中最多的是中国人，总共有七八十万。其中相当多在服务行业工作，离开以后影响明显，所以容易给人留下中国人都走了的印象。
但在日中国人的确是极度惊恐的。当时听说国内有句戏言：大核(大和)民族傻了，盐黄(炎黄)子孙疯了。当时的惊恐气氛大于事实。
我跟你说一个个案。一位女士给使馆打电话，她非常惊恐，说马上就要核爆炸了。她带着两个孩子，丈夫又不在身边，希望使馆派直升飞机来接他们一家回国，不然他们就“完了”。我问她在什么地方，才知道她离我们使馆不到两公里。我马上就得安抚她，说我们离你很近，直升飞机一起飞就过了你们家了(笑)。她才醒悟称自己失态了。我说，只要我们的侨民没有撤离完毕，使馆不会撤离。我把你电话记录下来，只要是你的电话我就接，你不走我不走。对方马上就缓过来了。
南都周刊：在地震期间，大使馆一共收到多少求助？救出了多少人？
吕小庆：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使馆当时接了有1万个左右的电话。使馆十来个电话，实施24小时值班。每部电话至少三个人轮流值班。所以连家属都全上了。
使馆第一时间组成了应急指挥机制，所有人汇集在大厅里面，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有些官员这次不到一个月里和大使一起工作的时间，超过平常一个任期的总和。一般你一任干三四年，有工作才去找大使。这次全馆力量全部整合在一起，不分部门，不分时间，全部为救助中国侨民服务。
可以说这是我们全球的使领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协助海外公民自主撤离行动。从侨民的数量来讲，利比亚撤侨是最大的一次。而自然灾害面前这是最大规模的第一次，也是情况最复杂的一次。地震、海啸、核辐射三灾并举，灾区情况又不明朗。
再讲一下侨民撤出情况，中国大使馆派出的前方工作组的速度和深入程度，也许是别的国家不能比的。我们在3月11日当天晚上九点钟就派出去了，使馆派刘敬师等5人去仙台等地，后来我们开玩笑说谁先派出去谁是英雄，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不知死活，大家根本就没想个人安危。在重灾区东北四县的35000名中国人里，我们重点救援了近一万人。
南都周刊：救援对象是否有差别选择？我了解到，一些留学生抱怨使馆没有在危难时刻帮助他们。
吕小庆：我们一开始曾将留学生作为救助重点，后来考虑到灾区的研修生要比留学生困难得多，他们语言不通，经济上又不行，住的地方又没有像大学那样的组织管理，顶多是一个劳动组合，还多在海边。所以，我们将救助他们放在第一位是不得已的事情。
在仙台大学体育馆避难的学生中，中国留学生最多，有200多人。其间有些国家把自己的学生接走了，留学生当时和我们发生了一些分歧。实际上他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我们200辆大巴车，首先救助的是研修生，我说肯定会救你们的，但是现在你们最重要的是自救。人要将心比心，从总体看，理解他们个体的诉求和心情，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全部信息。
比如说，我们留学生看到某个国家派车到学校接走了该国留学生，如果这样比较，就有很大的误区。而事实上那个国家只需要派一辆中型巴士，就可以接走该国的共5名留学生。而这5名留学生，很可能也是该国在地震灾区的全部侨民，这与我们在灾区有数万侨民的巨大数量是无法相比的。
南都周刊：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近年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请问您在这次行动中有何心得？
吕小庆：我们在海外的公民安全问题，通过这次大地震救助、撤离和利比亚撤侨也算是一次实战考验。一个是战争，一个是自然灾害。虽然远不够，但正在做。我们当时救助中国公民应该是从第一时间贯穿始终，这真实体现了我们外交为民的理念，这不是说教，我们大使馆的对外服务窗口始终敞开着。我儿子是80后，当时也在东京，这件事情他感触很深。我将来还可以用这件事教育我的孙子。
一些发达国家平时常拿人权说事，一出事就大使馆关门跑了。有回国的，有到大阪的，有的甚至整个使馆集体挪到第三国。但中国大使馆连续几个星期天都没休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始终在一线加班加点，这不是虚的。尤其是领事部对外窗口的工作人员，中午的盒饭放到下午2、3点都顾不上吃。大家的行动也感染了很多日本雇员。十几个日本雇员，按说下班就要走了，都不走。
南都周刊：在寻求帮助要求回国的人群里，据了解很多是没有登记身份的中国人，这部分人使馆如何对待？
吕小庆：当时社会上传说，中国大使馆在帮助撤侨，坐飞机也不要钱，确实有很多因各种原因失去在日合法身份的中国人过来找我们。我们完全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来办回国手续，第一我们不歧视，一视同仁，热情接待；二是认真做好登记等必须履行的手续，防止乱中出问题。我们参照了在利比亚撤侨的情况，对一些因地震、海啸失去证件的侨民，给他们发适当证件确保他们回国。
当时我们也想到了如何接收“难民”的问题。因为这时候部分侨民提出想到使馆来住，把使馆的作用无限放大。其实使馆能住多少人？我们想租一些饭店，如果饭店都住不下，就租大院子搭帐篷。我们还对一些需要救助的人采取了特殊措施。比如说这个人手上没有钱，我们得提供补助啊，让他起码有到机场的交通费，对吧？以借钱的方式，签个字。这是国家的钱，我们也有护侨费，临时就决定了。
南都周刊：这样的方式救助了多少人？
吕小庆：还真不多。其中我经历过一个嫁到日本的妇女，很可怜。海啸来了后，丈夫冲掉了，房子也没有了。而她的孩子才一两岁，走路还需要抱。
我们把她接到成田的时候，她没证件和护照。使馆外交官，坐着电车把她送回来。当时我们如果给她办一个回国证明，是不需要她的身份，那样她将来就回不来了。我们考虑她可能还要回来处理丈夫的事情。我们在机场的外交官是专家，虽然知道这事儿麻烦，但专门把她送到了使馆，给她办了个旅行证。买了盒饭给她，还送了一些日元。她很感动，流泪了，我们也很感动。
我们本来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人来逃难、避难，坚决要求住到使馆怎么处理，后来来的人不多。人都堆到机场去了，使馆那边在机场遇到了巨大困难。
南都周刊：怎样的困难？
吕小庆：要求回国的人数远远大于我们飞机能承载的数量。使馆派了不少外交官去机场组织撤离，但与要疏散回国拥到机场的人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我们发动了留学生、中资机构的人。很多人不理解，都觉得自己是最应该被救助的。我们从灾区拉出来的7000多人应该是优先的，对吧？但是有人就说我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区别对待？我们承受了巨大压力，还有肢体动作。我们很多外交官真的受委屈了，你绝对打不能还手，骂不能还口。
有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外交官说，通过这次觉得自己成长了。他当时在机场，很有感触，周围都是中国人，他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不得不代表中国政府了。这个年轻人面对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他说他懂了许多在平时外交岗位上这么多年没学到的东西。那个时候，你的确要体现出能代表中国政府的感觉。我还想说一句，使馆面临的压力也很大。我们使馆工作人员也有家属，也有不少年龄很小的孩子，当时我们根本顾不了他们。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撤走侨民，后来在大部分侨民撤出之后，我们在家属中先撤了小孩，而全体外交官包括一些年轻的女外交官都没有动。我和太太可谓青梅竹马，她随家属撤回国分手时刻，我当时的确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生离死别的感觉。她一上车，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后来，她说没看见我，只知道送行的人哭成一片。她说她没哭，我说你没看见当时还有一个在车外跟着车边跑边哭的人呢，那就是我。
南都周刊：为什么中国救援队和救援物资迟迟未能进入灾区？
吕小庆：国内个别人不了解情况，我们应当说掌握当时的真实情况。据了解，我们国内救援队第一时间集结，甚至把当时在新西兰救灾的部分救援队员都调了过来，但据说是日本方面的原因，一开始称没有准备好接收我方救援人员，拖到最后实在不行，允许我们十二名救援队员进入灾区实施救援行动。日本媒体曾有报道说，中国救援队比某些国家的少，但这不是我们的原因。
日本是个较成熟的现代化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有较完整的体系和做法，但从这次“3·11”大地震接受国际援助的情况看，日本在面对大灾害时也暴露出制度有僵化的一面。我们国内相当多的人对这次日本面对灾难时表现出的冷静和有序表示赞许。其实，还有一面。听说，我们国内援助的物资到达日本后，开始让我们自己运到灾区。还听说，日本接受国外援助的物品，强调要符合日本的标准，不符合标准的救灾品则不接受。这体现了在大天灾这种极端情况下不灵活和僵化甚至有些冷漠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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