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范承刚 实习生 邵世伟

　　克钦战事已造成10万克钦人流离失所。80%的难民营分布在中缅边境线上，背靠中国、避免炮击和空袭，是难民们从中国得到的主要庇护。

　　克钦当局只能供给难民每人每天一斤粮食，儿童挤在竹篾通铺上互相取暖，疟疾、呼吸道感染及痢疾肆虐，药品极度紧张。

　　想方设法穿越国境线——中国已成为克钦难民期望中的生存之地。

　　战火双城

　　“拉咱和那邦，就像一棵枝丫上的两朵花。两朵花一起开放，也会一起掉落的。”

　　中国边贸商人蔡俊奇一家的生活，如今被连日的炮火切割成了两半：一半是惊恐，一半是萧条。

　　2013年1月14日早上9点半，蔡俊奇穿过那邦口岸，来到缅甸拉咱市。这位恒兴商行的老板刚打开店门，一声巨响以及地面猛烈的摇晃，敲碎了晨曦下的宁静。

　　这是一颗直接落入居民区的飞弹，两百米外迅速漫起黑烟。蔡俊奇跑过去，四五个人倒在浑浊的烟尘里，鲜血裹挟着泥土，在地面上流淌成诡异的形状。

　　蔡俊奇颤抖着手，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紧接着，他似乎嗅到了死神的气息，匆忙转身向外跑。这一两秒的警觉拯救了这个22岁的年轻人：另一颗炸弹接踵而至，在他身后10米远轰然爆炸。

　　蔡俊奇被震飞3米远，却幸运地保住了性命。身旁一名旁观者则被当场炸死。

　　最终，两枚炸弹导致3人死亡，4人受伤，伤亡者均是缅甸平民，其中包括一名14岁少年及一名刚逃难至此的华裔教会执事。

　　炮弹降落的地点，距离那邦镇口岸仅三百余米。蔡俊奇将照片带回那邦，让这个边陲小镇陷入骚动。

　　这个冬天，无论缅甸还是中国的边民们，都从未感觉与战争如此贴近。2012年12月30日晚，三枚炮弹就已落入中国国境内的那邦镇，致使一栋民房受损。2013年1月9日下午，又一枚炮弹落入小镇的山头空地上。数枚炮弹均发自缅甸。

　　地处云南省盈江县西部的那邦镇，被一条不足10米宽的拉咱河曲折包围，对岸即是缅甸拉咱市。随着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的战事持续升温，那邦遂成为中国最先被战火灼伤的地方。

　　在缅甸司机那巴的眼里，他所经历的是一场“史上最为漫长的战争”。成立于1961年的克钦独立军，是缅甸反对军政府统治的领头羊。半个世纪以来，为争取独立，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之间不断争斗，彼此身上都刻上了仇恨的伤疤。

　　至今在克钦政府的官方文件里，仍记录着缅甸政府军士兵残酷对待克钦妇女的案例。

　　双方也曾数次签订停火协议，最近一次是在1994年，并最终达成协议：缅北克钦邦约三分之一的面积被划归克钦独立军管辖，命名为“克钦第二特区”。

　　停战协议和特区模式为缅甸换来了近20年的相对和平，却形成了“国中之国”的地方割据，也并未让矛盾得以消解。2011年6月，为争夺伊洛瓦底江支流太平江上中国投资的水电站的控制权，双方再次开战。

　　实力的悬殊让克钦独立军节节败退，克钦独立军司令部所在的拉咱，随之成为政府军重点攻击之地，硝烟飘荡，并最终波及一水之隔的那邦。

　　战火阻隔了道路，常年在中缅之间运送货物的那巴，如今也只能歇业在家。“拉咱和那邦，就像一棵枝丫上的两朵花。两朵花一起开放，也会一起掉落的。”

　　边境空城

　　逐步升级的缅北战争让盛景不复往昔。在云南那邦，接近七成的商铺紧闭着铁门，对岸的缅甸拉咱也已成空城，留下来的却大多是中国商人。

　　蔡俊奇也常会想起往日的好光景。2006年，他随父亲由福建来到那邦，穿行在莽莽丛林中的人群与车流，让这个少年感觉像“回到了家乡”。

　　云南盈江那邦镇邻近拉咱市，与缅甸第三大城市密支那及缅北贸易重镇八莫的距离也都只有九十余公里，出境9公里就可到达横跨缅甸全境的史迪威公路……独特的区位优势，让盈江县这个历史最短、面积最小的小镇，拥有了“边陲明珠”的美誉，最多时每天有数万人云集于此。

　　十余年间，那邦镇由一个一横一竖两条小街构成的村子，发展为常住人口近两千、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县份额80%左右的商贸重镇。商客由全国蜂拥而来，满载着宝石、木材、香蕉等而去。

　　2008年以后，香蕉种植经济更成为那邦与克钦两地新的财富来源。那巴回忆，最鼎盛时，那邦镇狭窄的街道上，停着上千辆拉香蕉的卡车，宛若一个黄色的海洋。

　　然而，逐步升级的缅北战争让盛景不复往昔。2013年1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那邦镇。阳光很好，数条主干道上却见不到多少行人，取而代之的是数十名骑着摩托车的持枪特警。

　　在那邦边检站，也很难见到大型车辆往来，没有通行证的缅甸边民被严格禁止进入。

　　整个小镇突然陷入沉静——接近七成的商铺紧闭着铁门，零星营业的小店里，也很少能见到顾客，无奈的店主们汇集在一起，打起了纸牌或麻将。

　　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走访了近30家店铺，调查显示：无论是珠宝行、赌石店，或是百货商店、餐馆，半月来的销售额都降低了一半。蔡俊奇在那邦镇及拉咱市两地都开了商行，售卖玉石及手机，10天来的销售额却不足百元。

　　唯一免受打击的是几家小旅店：持有证件的缅甸平民来此避难，常是四五个人挤在一间房里。

　　长达半月里，不时传来的炮声仍敲打着这个小镇，居住在那邦的人们慢慢习惯，不再慌张，神色也变得平静。只有一些住在拉咱市的缅甸居民，白天会带着证件与竹席，越过边检站，睡在大街上，以躲避未知的炸弹。

　　数以万计无法办理通行证的缅甸平民，则被禁止通过关卡，只能去往难民营，或是逃往深山。

　　穿过缅甸拉咱口岸30公里，是中国人的香蕉地。蔡俊奇的父亲蔡金平，每天都在此绝望地守候。因为战争，他现在只能雇到一半的工人，而他需要以身作则下地劳动，才能劝服惊恐不安的缅甸工人留下。

　　更让他困扰的，则是如何把成熟的香蕉运回中国。过去，这里曾是投资的天堂，在缅甸境内投资种植香蕉的华商就有两百余人。

　　2010年，缅甸中央政府与克钦邦发生冲突，拉咱口岸被封，“香蕉客”们损失惨重。他的1000亩香蕉大都烂在了地里。今年战乱不知何时结束，三百多万的投资眼看又将泡汤。

　　来自盈江县的中国司机李运龙，则计划着“逃离那邦”。过去，他每个月能挣6000元，客人有一半是缅甸商人。自从2011年战乱后，过关做生意的缅甸人越来越少，自己每月的收入也降到了2000。怀揣同样念头的，还有李运龙的二十余位同乡。

　　河岸对面，缅甸拉咱市也陷入相同的困境。据蔡俊奇介绍，拉咱市曾有五百余家店铺，如今仅剩下50家，90%是中国人在坚守。

　　张胜其是缅甸民间组织“滇缅难民协助会”的负责人。据他介绍，1月14日深夜，拉咱市平民已陆续撤离，许多人收拾行李，也不断有军事物资和士兵在转移。

　　数十年间，拉咱由只有五户人家的村落，发展为克钦独立军最重要的经贸口岸和收入来源。张胜其不由感到悲哀：“拉咱曾被称作玉石之城，现在却已是一座空城了。”

　　难民营内

　　至2012年，战事已导致超过10万克钦人流离失所。难民营里绝大部分为老人、妇女及孩子，在寒冷、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下，他们仍极力保持尊严与秩序。

　　由云南那邦镇沿路而下，公路一旁是中缅边境的重重密林，属于缅甸方向的河畔，散落着星星点点的房屋，竹子编的墙，塑料布搭的屋顶，几乎看不见一座完整的屋子。这就是缅甸的难民营。

　　克钦卫生部副部长排恒翁回忆，2011年6月9日重燃战火，5天后，拉咱市街头便已出现衣衫褴褛的逃难民众。难民数量每天增加数千。至2012年，战事已导致超过10万克钦人流离失所。

　　最多时，难民营共有66个，有80%分布在绵延的中缅边境上。“这是为了保住这些难民的命。”排恒翁称如此安排是“无奈却必须的”：难民营背靠中国，缅甸政府军为避免引发国际争端，一般不会炮击及空袭此地。“这是中国目前给予我们的主要的庇护。”

　　民间项目“克钦难民协调”负责人宋心宽回忆，2011年6月后，中国政府曾短暂接纳了部分缅甸难民：近20个难民营分布在云南芒市、瑞丽市、陇川县、盈江县、怒江州等5个地区，共有2万余人被安置在中国境内。

　　然而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对难民的管理日渐复杂。2012年9月，中国政府将这两万人遣返回了缅甸。联合国和克钦难民委员会只得在迈扎央和拉咱增设了一些难民点，或者是扩建以前的难民点。

　　目前共有7万余名难民由克钦政府接管，另有2万余名难民是在缅甸军方控制区内。克钦独立军辖区内的男子几乎全部被武装到前线战斗，难民营绝大部分为老人、妇女及孩子，其中儿童占50%以上。

　　张胜其两年来一直从事缅甸难民的救助工作。据他介绍，2013年1月，局势再一次恶化后，却未出现一年多前大批难民涌入中国的情况。这是由于克钦政府向市民下了命令，严禁携带生活物资逃到中国。

　　数量众多的难民营目前就分布在中国边境线外侧。

　　1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边境管理，保护中方边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2011年10月，来自安徽的志愿者李大鹏，进入姐羊卡难民营，成为一名汉语老师。“我很担心，匮乏会导致另一场灾难。”一年多来目睹的种种状况，让他发出了“救救难民”的呼声。

　　在这个共有7451人的难民营里，房屋均是由难民用竹条和塑料布搭建而成，以家庭为单位，数人挤在一张以竹篾编制而成的通铺上。正值冬天，缺乏棉被，孩子们需要穿上所有的衣服，才能勉强睡着。

　　更大的困难是饥饿。限于财力，克钦政府只能每人每天供给1斤粮食，难以提供任何肉类及蔬菜。一些人在自家门口种上了佛手瓜等蔬菜，却仍是杯水车薪。上百名孩子因营养匮乏而全身浮肿。

　　疟疾、呼吸道感染及痢疾等肠胃性疾病，也同样在难民营中肆虐，克钦7万余人的难民，却仅有四十余个医生。抗生素等药品也处于极度紧张的状况。

　　对于结核病、性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排恒翁表示，由于能力有限，目前无法隔离，治疗也仅能借助民间渠道。克钦只能为各处难民点提供药物喷洒、打预防针及健康教育等辅助性手段。

　　让李大鹏稍感安慰的是：一年来，即使身处困难，难民营也从未发生一起治安事件，这个聚集了数千人的团体有着令人尊敬的向心力。

　　信仰成为维持稳定的重要力量。难民营内，90%以上的难民均为信仰基督教的克钦族。滇缅难民协助会等基督教协会承担了大量的信息沟通与财物募集工作。而许多个夜晚，难民们手持蜡烛为死者祷告、为和平祈祷的场景，也让李大鹏印象深刻。

　　李大鹏的窗前，至今仍摆放孩子在圣诞节送给他的袜子、肥皂和帽子。

　　如今，姐羊卡难民营已诞生了178个孩子。2012年狂风把学校刮倒之后，人们也重修了有着铁皮屋顶的新学校。

　　“克钦人保持了特有的尊严与秩序。”李大鹏说。

　　“到中国去”

　　中国已成了缅甸难民和越境者梦想中的生存之地。那里更稳定，更安全，更繁华，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能挣更多的钱。

　　难民营之外，仍有许多克钦人挣扎求生。

　　来自缅甸的勒东，就在距离那邦镇20公里远的孔木丹村找到了避难所。2011年9月，房屋被缅甸政府军一把火烧掉后，这个28岁的青年与家人逃难至中国那邦镇。2个月后，他在孔木丹村找到了一份砍甘蔗的工作。

　　战火突然来袭，他们的家再次被毁，妈妈和妹妹被送入了姐羊卡难民营，勒东也无法再回到缅甸，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村民岳忠明接纳了勒东。刚盖好的新房，岳忠明让勒东住进了二楼最宽敞的房间，并让他跟着弟弟一起种甘蔗。

　　“大家都是一个民族，也有一个信仰。”岳忠明说。

　　岳忠明是景颇族。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族虽不同名称，却是同一个民族。

　　20世纪20年代，占领印度、缅甸的英国，又再征服了景颇族的大部分部落，并将这部分景颇人改称“克钦人”。随后，1960年，“中缅勘界谈判”中，中缅两国达成共识，将包括克钦地区在内的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带，正式划给了缅甸。

　　因此，景颇族与克钦族虽跨国界而居，但相同的信仰、语言及风俗，还是让彼此交往频繁，通婚、互市，亲如一家。

　　岳忠明回忆，1月10日中午，他与十多名村民就自发来到那邦镇口岸。至少上千名景颇族人也齐聚于此，人们唱着民族歌曲，高呼和平，要求缅甸政府军与克钦军双方停火。

　　“我不希望同胞受苦，也不希望有战争。”岳忠明说。岳忠明所在的孔木丹村，也同样收留了十余名克钦人。

　　投奔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人，是这群克钦人的逃难方式之一。赵君文是云南盈江难民点负责人，据他估算，自2011年6月以来，进入中国投亲靠友的克钦人，超过2000名，分布在瑞丽市、陇川县、盈江县等地。

　　进入中国打工，是克钦人躲避战乱的另一种方式。2011年9月，21岁的勒邦洛加来到瑞丽，成了一家服装厂的工人。与勒邦洛加同在一个工厂的汉族女工每月的报酬是700元，而她只能拿500元。

　　勒邦洛加说，自己会被聘用，是因为“缅甸人更便宜”，还因为自己不会说中文，“所以不会和老板争辩”。

　　据一份来自缅甸妇联的报告称，瑞丽市和姐告区五年前的缅甸打工者人数少于1万人；如今，这个数量估计超过10万。据赵君文估算，在盈江县城，来自缅甸的打工者也有上万人。

　　赵君文发现，这些缅甸人离开家乡，进入中国打工，有三个原因：第一，战争；第二，自然灾害；第三，贫穷。

　　中国已成了缅甸难民和越境者梦想中的淘金之地。那里更稳定，更安全，更繁华，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能挣更多的钱。

　　2010年，缅甸妇联与32名在中国打工的女性进行了面谈，其中大约一半是高中毕业，一些甚至是大学毕业，而她们甚至无法在缅甸找到工作。

　　其中一位来自仰光的24岁女性，曾在缅甸一家服装厂工作，一个月只挣3万缅元，约30美元(约180元人民币)。而在瑞丽，她每月能轻松挣到2000元。

　　“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生存的困难。”赵君文说。

　　21岁的缅甸青年木鲁是坐着卡车离开家乡的，她一直记得车子开进山地时，看见了许多因躲避战乱而藏进深山的家庭。

　　车子缓慢行驶，一些小孩从草丛里探出头来，伸手向她要吃的。

　　如今，木鲁已在云南做了两年的家政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即使赚的钱多，她也并不开心。在克钦战火重燃的这个冬天，她总是想起草丛里那些孩子伸出的柴火一般的手，随后触碰到一个悲哀却必然的事实：除非和平降临，不然她就与这些孩子一样，再也回不去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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