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历史选择的政治家
特约撰稿：孟秋
以色列前总理埃里尔-沙龙中风昏迷成为植物人，在床上躺了八年。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位医学权威的话说，躺了八年还没有死，这是一件“卓有成效”的事情。沙龙的儿子给父亲写了一本传记称老爸昏迷那么多年，他那庞大的体重一磅都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位政客兼将领显然是个躺在床上也能够创造奇迹的传奇人物。
2014年1月11日，奇迹终于落幕了。沙龙的死亡其实已经是一个久已期待的事实。以色列媒体早早就在医院大门外架起了摄像机，等待他去世的消息传来。这就好像一个月前曼德拉去世的消息那样。死亡是不可抗拒的。死亡带给媒体的价值也是不可抗拒的，特别是沙龙本人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他跌宕起伏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他所具有的争议性完全是一个时代在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
“屠夫”政客
沙龙为人所铭记，正如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上级伊扎克-拉宾为人所铭记一样，过于简单化和符号化。在1980年代，人们记住沙龙，是因为战争和杀戮。沙龙从1948年20岁开始参军打仗，从排长一步步升职成为军区司令，最后当上国防部长，可谓军功累累。最容易唤醒人们记忆的是他策划的1982年第一次黎以战争。沙龙纵容基督教马龙派游击队在贝鲁特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制造屠杀惨案，数百人乃至数千人遇害，具体数字将永远是个谜。他因此获得了“贝鲁特屠夫”的外号。
随着历史的延伸，这种坚决、残忍的杀戮手段被他用在政治上面，表现为毫不留情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1980年代沙龙从政，历任政府各个部门首长，一度因为贝鲁特屠杀事件被人们认定将在政坛上崛起无望。但是他终于在2001年挑战巴以民族情绪成功，并当上以色列总理，在这一职位上一坐五年。如果不是因为2006年中风昏迷，他本来可以又赢得一任总理任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记住沙龙，是因为他鲁莽地闯入耶路撒冷圣殿山，发动定点袭击暗杀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和兰提西等，将巴解组织领导人、自己多年的老对手阿拉法特活活地困死在拉姆安拉的官邸当中。至今人们还在寻找阿拉法特的死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怀疑他是被沙龙下令毒死的，而人们愿意相信，以沙龙的风格，他做得出这种卑鄙的事情。
以色列的战争与和平
历史态度容易形成惯性。当人们回望现代以色列的60多年历史的时候，很容易把它的政治人物两极化：一个暴虐的、嗜血的沙龙；一个温文尔雅、倒在暗杀者枪口下的拉宾；一个被沙龙边缘化的和平斗士西蒙-佩雷斯；还有一个继承了拉宾和平事业的前特种兵将领埃胡德-巴拉克。如果往前数的话，还有那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梅厄夫人，以及和沙龙同时策划黎以战争的前总理贝京。以色列太容易被分为两个部分：需要战争并且赢得战争的人们，以及追求和平，并为和平贡献出生命的政治家。
有趣的一点在于，不论是现在我们如何用战争与和平作为标准衡量他们，这些政治家们在很多方面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拉宾在从政之前，是以色列军队的高级将领，参与策划了侵略巴勒斯坦领土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全盘计划。而今天国际社会对巴以和平的底线正是要求以色列回到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领土控制线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宾被称为今天巴以和平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
其余人当中，佩雷斯是以色列军火以及核项目的主管者。当年力主从黎巴嫩南部占领区撤军的巴拉克，则曾经男扮女装只身潜入贝鲁特从事刺探情报和暗杀活动。就是手上比较干净的内塔尼亚胡，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国防军英雄，在1976年的乌干达解救人质时间当中阵亡。很容易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这种共同的特质，即在军事斗争当中，他们有卓越的智慧和牺牲精神为以色列赢得足够的生存空间，为此他们并不吝惜生命——不论是自己的，还是阿拉伯人的生命——去加以换取。
立场相同的鹰派和鸽派
但是，当以色列获得足够的力量，生存已经不再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之时，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往往与各个历史阶段特点相吻合。拉宾和佩雷斯从军神变为鸽派，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和平协议，这是因为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之下，美国的强力介入使中东各方面实力达成了相对的均衡，和平成为可能。但是当非传统安全问题兴起，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实力在中东一家独大的时候，矛盾变得尖锐起来，本来因为“贝鲁特屠夫”而变得臭名昭著的沙龙出任总理，喻示着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事实上，一旦遇上挑战国家安全底线的问题，鹰派和鸽派的立场是一致的。拉宾和沙龙并无区别。
人人都知道沙龙镇压了21世纪之初的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但是很少有人想起，拉宾镇压了1987年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七年之后，拉宾却因为《奥斯陆协议》和阿拉法特以及佩雷斯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德高望重的佩雷斯身上。这位拉宾的战友实际上支持了奥尔默特政府在2006年发动第二次黎以战争。在这之前，他退出工党，并宣布支持沙龙成立的政党“前进党”。这一切，仅仅是出于政治的要求。
在政治的实用主义引导之下，历史会选择合适的政治家去执行有利于以色列本国的政策。当沙龙2005年宣布从加沙地带撤军而遭到以色列极端势力的抨击时，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学会了进退，学会用实用主义的手段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从而完成了从一个职业军人到政治家的全面转型，再度成为历史所选择的关键人物。只不过，这样的转型来得太晚，而他好战、嗜血的一面已经为全世界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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