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四月底，华盛顿特区的樱花刚落，街道旁马上挂满红白相间的日本国旗，迎接安倍晋三的到访。

　　安倍高调来访、白宫铺张迎接、美日两国签订新版《防卫合作指针》、美国国会更首度邀请日本领导人在参众两院联 席会议厅发表演讲。按美国官员的说法，这是见证 “昔日对手和解的可能。”

　　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美日情谊升温，安倍走入美国国会，以“迈向希望同盟”为题发表历史性演说。他单手抚胸，向二战时身亡的所有美国 士兵致哀，并表示“内心深深地忏悔”，随后，他邀请两位嘉宾起立——一位是硫磺岛战役的幸存美国老兵斯诺登、另一位是日本军官后裔新藤义孝——接受全场鼓掌致意。

　　“这不就是历史的奇迹吗？昔日的对手成为今日心灵交融的朋友。”作为二战后出生、曾在美国留学的新一代日本领导人，安倍选择全程英语演讲。他的英语并不标准、但显然在演讲上做足功课，抑扬顿挫、换气、抬头，点缀着每一段细心雕琢的演讲。

　　观众席里另一头，94岁的美国老兵泰尼戴着挂满徽章的军帽，与太太贝蒂静静看着。他旁边，还有特地从韩国飞来的87岁慰安妇李容洙，安倍的 表现，并未得到两位经历二战苦难的老人的认可。

泰尼

　　“安倍哀悼亡魂、大谈日本的未来，这是好事。” 泰尼对新浪说，“但如果不正视历史，要怎么走向未来呢？”

　　泰尼在二战时成为日本战俘，是“巴丹死亡行军”事件的幸存者。他与妻子受邀到华盛顿见证安倍的国会演讲，稍晚还会参加日本使馆的晚宴。

　　泰尼很清楚安倍所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事实上，他早在2013年12月就代表战俘团体发表声明，谴责了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我要的不是道歉这个词、不是赔偿，而是日本政府能承认这些发生过的坏事。”泰尼说，在安倍的内阁成员中，有许多人否认二战的暴行、对虐待战俘、慰安妇、甚至731部队的人体化学武器实验刻意避谈，这些行为是“可耻的”。

　　“对我来说，否认历史比什么都痛，这像是指着我的脸骂：你是个骗子。”泰尼瞪大了眼，“我期望安倍在这个历史时刻表态、公开谴责这些修正主义，可惜他没做到。”

死亡行军

　　安倍国会演说后的隔天早晨，新浪在华盛顿一个非营利组织会议室再次与泰尼及他的妻子贝蒂见面。他们一前一后拄着拐杖进门。

　　采访开始前，泰尼要了一杯温开水，从胸口掏出一把彩色药丸，利落地吞下去。 “开始吧！”他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泰尼说自己热爱生命，若说战俘近四年的折磨学到什么，就是不断设立目标，达成了这一个、再往下一站前进。因此，即使行动不便、渐聋渐盲，他跟太太还是决定自费，从西岸的圣地亚哥飞来。“这是我的责任”，他说，“年老的二战战俘们越来越多的死去，我有义务到这里见证，为他们要求历史的正义。”

　　战争改变了泰尼的一切。

年轻时的泰尼。

　　1940年，这位充满爱国情怀的芝加哥青年被战时宣传深深吸引，“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为国出力”。怀抱着这样的信念，他放弃小有成就的生意、自愿加入国民警卫队，计划在服役期满后，再进入大学读书，或者继续干老本行。

　　1941年，泰尼所属的第192坦克营B连，被派驻至菲律宾。出发之前，泰尼与第一任妻子劳拉结婚。带着劳拉的小照片，他和一群二十出头的美国青年抵达亚洲、驻扎、训练，“整个队伍都很兴奋”他说大伙儿苦中作乐，白天幻想着自己正在一个热带夏令营，晚上就想着心上人，编织着返乡之后的美国梦。

　　但这一切在当年12月7日凌晨破灭。日军偷袭珍珠港，又在次日早晨轰炸泰尼部队所驻扎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日本扬言55天拿下菲律宾。麦克阿瑟制定了固守待援的战略，希望为国内的出兵准备争取时间。但最终，美军在坚守四个多月、耗尽弹药及粮食后，宣布投降。

　　超过6万名菲律宾士兵及1万5千名美军士兵成为日军战俘。1942年4月9日，对泰尼而言，“是噩梦的开始。”

　　日军强迫这群投降士兵在几近无食无水的情况下，以走路方式前往100公里外的战俘营，沿路遭日军虐待、屠杀，最终只有6万人走到终点，生者在战俘集中营继续遭受虐待，两个月内又死了近3万人。历史上把这次死亡行军与新加坡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并称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远东三大暴行。

　　从早上6：30，走到晚上8点，不允许休息，动不动地抽打。“有个日本兵骂我的鼻子难看，就一枪杆打过来”，泰尼指着自己的脸，“我鼻子歪了、满脸是血、牙也掉了几颗， 几个日本兵咧开嘴大笑，频频点头，他们很满足，因为从我们身上获得了足够的优越感。”

　　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难以形容，泰尼说自己强撑到第三天，胃因为未进食而绞痛，喉咙刺痛、舌头沾满了泥沙，胳膊和腿不听使唤。他接近昏厥，只能靠意志撑着把左腿迈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迈到左腿前面，两腿带动着身子往前挪。“我告诉自己，走到前面那棵树就好，走到了，我再设定下一个目标，比如坚持到下个转弯、走到前面那头水牛。”

日兵暴行

　　炎热潮湿的天气下，许多士兵得了疟疾，残留在衣裤上的便溺逐渐发酵，队伍中混杂着各种令人窒息的恶臭。

　　“哈依库！哈依库！”(快点！快点！)泰尼模仿着日本兵的音调，那是他至今仍回荡在脑中的声音。这些故事他绝对说过不下千遍，但每次讲起来仍激动不已。“有些人撑不住走得慢，就被刺刀插死；有些人到水坑喝水，日本兵也举起刺刀刺死。”

　　日本的翻译在多个场合反复辱骂战俘，“你们比狗都低贱！任何一个日本士兵觉得有必要教训你的时候，都可以揍你。我们叫你休息才能休息、让你喝水才能喝。”

　　“沿路都是尸体。”在泰尼脑海中，日军的暴行难以磨灭。他记得在行军的第五天，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士兵，因为高烧举步维艰。日兵一枪托把他砸倒在地，并喊身边的两个战俘在路边挖坑。等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又命令他们把这名生病的士兵抬到坑里活埋。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中的大块头打死了，然后又从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泰尼说，生病的战俘被丢进坑里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这是你无法想象的行为，而且日本兵特别喜欢在众人关注下虐待战俘，他们会命令我们停下来观看、更把路过的菲律宾人拦下来强迫观看，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

　　“我浑身发抖，一直想呕吐，但吐不出来。”泰尼说，接下来的日子，他见证着一幕幕肆意的杀戮、数百次斩首，身首异处的恐怖瞬间至今仍在脑中回放。每当日本兵的刀落下，他的心就揪紧，浑身抽搐。“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不过我下决心活下去。我必须活下来告诉全世界：日军对我们这些战俘做过些什么。”

　　几十年来，泰尼花了很多功夫研究日本战争罪行并得出结论：这类虐待战俘行为是被当时日本政府允许的。泰尼说，1904年日本颁布的军规明确规定“应该尊重战俘，善待战俘，不得以残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但他遇到的日本军队，却对战俘恣意杀虐。

　　“押解我们的日本兵情绪高昂，昔日的敌人就在他们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极端膨胀，日本的这种古老的战争哲学认为，投降者是懦夫，一个军人在面对投降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切腹自杀。” 泰尼在回忆录中写道。

三年劳役

　　泰尼在经历了死亡行军及战俘折磨后，被运到在福岛县大牟田市三井三池煤矿进行强制劳动。他每天在黑暗的矿坑中工作12小时，没有任何护具、食物也不足，他的体重从近90公斤暴降到45公斤，还染上尘肺病。有些战俘为了逃避痛苦的劳动，用自残的方式打断自己的手骨，换得几天休假。这样黑暗的劳役生活，持续三年。

　　1945年8月9日早晨，泰尼向矿坑东南方35英里外望去，他看见一朵蘑菇状的巨型云朵，从长崎市上空散开。

　　那是美军对日本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在六天后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他熬过了上千个饱受折磨的日子，“我还活着。”他内心激动地呐喊，当时泰尼只有25岁。

　　返乡的几年并不好过，泰尼发现他的心灵寄托、妻子劳拉因为误收了死讯，而改嫁他人。心碎的泰尼深受创伤症候群(PTSD)的折磨，几乎身体的每一处都留有战时受伤的痕迹，亲历的暴行以及生活的不顺让他充满恨意，他还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失败婚姻。“每当我不如意、生气时，就觉得这一切都是日本的错。”

　　泰尼常与其他幸存弟兄们咒骂着那群可恶的“JAPS”，那几年，背叛和恨意纠结着他的人生。

迟到的道歉

　　离婚后，泰尼黯然离开家乡。他凭着南加大的金融及保险博士学位，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1960年，他与当时的秘书、现任妻子贝蒂结婚，共同抚养两个儿子。

　　他说，贝蒂带他看到真正的快乐，“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一直充满仇恨，表明我还被禁锢在战俘营里。”

　　恢复生活正轨后，泰尼开始了另一项工作：要求日本政府为其战争罪行道歉、赔偿。”

　　贝蒂与家人们支持泰尼的选择，并协助泰尼四处奔走，搜集战俘索赔的各类资料。除了对日本政府提出要求，泰尼还希望获得三井矿山公司的道歉，但该公司后来解散、重组为三井集团，并否认负有任何法律或历史责任。

　　1995年，泰尼出版巴丹死亡行军回忆录，同年，他发现日本政府有一个推广战后和平的组织，邀请二战战俘回到日本进行“和解之旅”，但名单上只有英国、荷兰与澳洲。泰尼于是持续号召美国战俘自救团体，通过写信给州参议员、日本驻美大使及美国驻日大使等方式，向日本政府表达抗议，施加压力。

2010年9月，泰尼与其他5名美国战俘受邀前往日本，参与了第一批美国战俘的“和解之旅”。

　　2010年9月，泰尼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响应，他受邀与其他5位美国战俘及家属一起，参与第一批美国战俘的“和解之旅”。“当我们走进日本外务省的一个会议室，许多媒体守在旁边，日本外相冈田克也严肃地起立、双手贴着大腿。我感觉到某些不寻常的事正要发生了。”泰尼说。

　　“各位遭受了非人道的对待，饱尝艰辛。我代表日本政府表示诚挚的道歉。”冈田面向这群老兵，这是泰尼首次得到日本官方的正式道歉。

　　“我震惊了，那一刻，一个新的日本，在我的眼前打开。”那趟旅程，泰尼带着太太回到曾被劳役的矿坑、集中营、以及东京、京都。“我遇到很多很善良而好客的人。但当我说着自己的经历，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日本青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日本内阁一位官员私下跟我解释，日本家庭不希望年轻的一辈对家庭成员感到耻辱，所以避谈战事。”泰尼说。

　　泰尼回忆，好多场演讲后，有年轻人激动地走向他，说“泰尼教授，我为我祖父辈曾带给你的暴行道歉。”“我拥抱了他，告诉他不需要道歉。” 泰尼说，他的内心早已没有愤怒。

　　“我只是希望世界知道，幸存战俘的感受与经历。也要让我的子辈和孙辈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以及我们这些人为了捍卫自由，曾付出多么沉痛的代价。”

　　“我感觉和解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与检验。”这条和解之路，泰尼已经走了70年。泰尼促成的美日和解之旅如今已是第五届。

　　2015年4月底，94岁的泰尼与60岁的日本首相安倍在华盛顿的晚宴见面。“他走到餐桌前跟我握手，礼数周到、握手很有力。”泰尼回忆。但时间有限，泰尼通过翻译只对安倍说了一句，“美日情谊得来不易，请你充分珍惜。”

　　文/新浪国际 唐家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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