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100多年前创立现代奥运会的目的之一，是“将全世界的年轻人召唤到运动场上公平竞争，而不是到战场上拼杀”。他曾说，“在奥运会上，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那句所有人耳熟能详的“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旨在鼓励人们应该在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地超越自我、不断地更新，永远保持勃勃的朝气。奥运会的比赛过程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综合实力和民族素质的具体体现。

长期以来，体育承载着为国争光的重任。中国体育主管部门长期以来高举奥运战略的一个最重要借口是“金牌少了人民不答应”。可事实果真如此吗？80后北京女孩肖晓园发现，与父亲年龄相仿的50后一代人，可能都对乒乓球和女排有着独特的情感。父亲虽然很少打乒乓球也几乎从不打排球，但他从年轻时就对这两个项目有着极高的关注度。但现在他对真正高水平的欧洲顶级足球联赛几乎从不关注，更别说熬夜观看欧冠、英超的转播了。就连晚上黄金时段播出的欧洲足球比赛，他也能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至于像网球这样近几年才在国内兴起的体育项目，肖晓园与父亲更是没有共同话题可言，“父亲只关心李娜是赢了还是输了，但其实，一场过程精彩的网球比赛难道不比输赢的结果更令人回味吗？”

“其实，父辈也在潜移默化中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他们对体育的观念。”肖晓园的大学同学、一位对棒球十分着迷的80后北京男孩刘潇表示，“就拿上届世界杯赛和这次欧洲杯赛来说，我父亲尽管只熬夜看了很少的几场球，但他确实被精彩的比赛过程所打动。印象里，以前每次欧洲杯赛或世界杯赛期间，父亲偶尔也会跟着我一起看球，但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纯粹是为了凑热闹，说起足球，他好像只对谁输谁赢有印象，但现在，他已经渐渐不再只关注比赛结果。”[详细]

“举国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报刊对中国体育体制的一种褒义的概括。后来在中国体育学术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主要是指中国体育事业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定目标和需要，能够有效地统一、集中国家力量使某些方面迅速提高的体育发展机制及相应的一套组织机构等。

运动员培养路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在现行的专业队体制下，运动员最大的牺牲，就是失去同龄人应有的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成名的运动员可以以小学、初中的实际文化程度保送上大学，成为“运动员大学生”，但这些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仍然是不高的。而因为长期的艰苦训练，成功的运动员中常常出现“大将成名遍体伤”的惨淡局面，更多的没有成绩的运动员，则更难被社会所接受，可谓“一将成名万骨枯”。[详细]

在美国，对于未满18岁的打网球的孩子而言，上学读书、接受教育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可能会选择每天抽出来两三个小时进行培训，而不是全部时间和精力训练网球。16岁之前，他们一般会选择多项运动，网球、橄榄球、篮球等；16岁之后，才会确定目标，安排更多的时间投入。知识的学习，视野的开阔，对提升运动员综合能力大有裨益。石家庄网队美籍教练马-豪根认为，对于孩子们而言，反复地做同一件事，如果没有极大的热情，很容易产生厌倦情绪。知识的学习，视野的开阔，对提升运动员综合能力大有裨益。豪根认为，对于孩子们而言，反复地做同一件事，如果没有极大的热情，很容易产生厌倦情绪，这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详细]

如果不是功成身退则难免“晚景”凄凉

夺取金牌的运动员固然能一夜成名，退役后极有可能是一片坦途，而无缘金牌的运动员退役后的命运和待遇却与夺金者有天壤之别。由于文化水平低导致就业难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详细]

按照规定，只有像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这样成绩好的运动员才可能在退役后安排职位，大多数运动员没有这样的待遇。如同张尚武这样跟人才中心签订协议从而走向市场自主择业的退役运动员绝不在少数。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截至2009年7月，全国累计已停训待安置退役运动员4343人，而2010年新增退役人数2193名，其中45%的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及时安置。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全国冠军，还是亚洲冠军，都免不了“退役即失业”的残酷现实。[详细]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运动员自然难享“竞技之美”。

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说，长期以来，从上到下，中国体育走的是以金牌论英雄、用金牌数量去展现综合国力、体现中国人的能力，以此衡量体育项目和相关人员的存在价值，甚至是衡量体育官员升迁的重要的政绩标准，并与运动员、教练员、管理员的工资、奖金、住房、职称、职务等全方位挂钩的“畸形之路”。国家的体育政策如此，地方上自然也出现“为省争光”、“为地方领导争官”的全运会最高目标。拿到的金牌愈多，显示各省市的综合实力愈强，也意味着当地体育官员的政绩越好，将来升官的机会大增，各个体育项目才能获得更多经费。在此情况下，全运会变相成了各省市及体育官员展示实力和政绩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详细]

地方体育局的工作职能应该是统筹该地区的全民体育发展规划，但在现有体制下，体育局的领导任期往往跟全运会周期相结合，工作重心围绕全运会展开。在某些地方，全运会成绩是考察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标准，甚至是惟一标准。2010年两会，政协委员赵龙建议，国家体育总局可以考虑改革以全运会为核心的地方体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提高发展全民性体育运动水平在考核指标中所占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总指标的40%。他还建议地方政府可以考虑不再设立具体的赛会名次指标，转变对体育官员的政绩评价观念，提高公平竞赛奖、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的奖励标准。[详细]

当政绩考核方案不再以金牌为单一衡量标准，官员才有动力把精力和财力投向群众体育。体育系统对于金牌数量的痴迷，与某些地方政府挥之不去的GDP情结如出一辙。只有当更多人自觉落实大体育和大健康的理念，中国才会由体育大国真正迈向体育强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