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市卷烟零售户所经营的卷烟控制在合理价位，不得超过1000元/200支或100元/包。”9月9日，长沙市物价局、烟草专卖局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加强卷烟市场价格管理的通知》。

记者了解到，今年内，这并不是长沙市高价烟市场首次“降温”。早在3月下旬，长沙市就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统一部署，对市场上高达1500元至2000元左右的高价香烟，进行了统一降价及清查整顿，长沙市场上曾售价高达1500元甚至2000多元一条的香烟大多已降至千元以内。

但是，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动作”配合了较重的处罚措施。

“辖区内零售客户没有对高价位卷烟明码标价或实际零售价格超过1000元/条或100元/包的，第一次进行警告；有两次违规行为的，由营销中心下达‘停货整改通知书’，暂停该零售户一个月的全部货源供应，并视整改情况决定恢复货源供应的时间。有3次以上违规行为的，长沙市烟草部门可取消其卷烟统一货源供应。”长沙市烟草专卖局有关负责人对外如此表示。[详细]

　4月以来，全国多个地区相继开展高价卷烟清查整顿行动，重庆、新疆等地区明确要求，所有卷烟销售场所不得销售或变相销售每条超过1000元的卷烟，否则予以查处、罚款。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下，一些天价烟开始自贬身价，把每条卷烟的价格降到千元以下，以期保住高档卷烟市场份额。另据了解，各地之所以严格限制天价烟的销售，源于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统一安排。在清查整顿高价卷烟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严查市场炒作天价烟的行为。

从规范市场和压缩“三公”开支等目的出发，国家烟草专卖局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高档卷烟市场，甚至以行政措施禁止销售高价卷烟，这些做法虽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但仍不失其可取之处。至少在目前情形下，禁售规定能起到有效的降温作用。[详细]

“突然禁售千元以上的天价烟，我们零售店应该是最大的受害者。”为更多了解这次“禁售令”的影响，《法制日报》记者随即对长沙市芙蓉区内数家烟草零售店进行了走访，结果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如果不控制烟草行业的整体价格，仅对某几种品牌的香烟进行降价，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长沙晚报大道附近一家烟草零售店的王姓老板告诉记者，每一次降低的只是零售价格而不是批发价，因此每一次价格调整给零售商带来的损失只能由他们自己承担。

王老板说，长沙烟草销售的主体是中低档市场，“天价烟”所占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如果仅对这一部分香烟的价格进行调控，对整个烟草市场的影响很微弱。

“实际上，如果只是单纯降低高档烟的售价，很有可能会导致中、低档烟价格的上涨。”王老板告诉记者，长沙市烟草部门并未履行其降价后增加高档烟投放量的承诺，他们现在去烟草公司进货反而更困难了。

“如今烟草公司整个不给我们货，禁不禁售、压低价格都没有什么用，白送我都没货送！”王老板无奈地说，这样一来，更多的消费者只能将目光投向中档烟，造成这一市场的供不应求，最终使得消费过度膨胀带来价格上涨。“中档‘芙蓉王’、‘白沙’这些年来不断涨价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此外，临近中秋节了，这样的降价可能反而会催生出大量倒烟‘黄牛党’，高价倒卖库存的高档烟。”王老板说，降价使得原本库存不多的高档烟几天内售罄，而国庆、中秋双节在即，烟酒一直是中国“礼尚往来”传统的主要载体，在高档烟市场紧缺而消费需求有增无减的情况下，难免会有一些无良商贩高价售卖库存高档烟，以牟取暴利，甚至催生出更多的假烟制售者。

“降价只是一种态度，要想真正规范烟草行业，使之贴合消费者的切身需求，还是要从平衡供求关系的角度出发，对整个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在芙蓉区紫薇路一家烟酒专卖店里，刘姓老板对记者说，与其他省份的货源充足相比，湖南烟草市场一直供货紧缺，降价与否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高档烟市场难改“物稀为贵”现状，“调价”也只会演变成一种官方层面的“仪式”。[详细]

据公开报道，有烟草零售商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所销售的天价烟主要在官员中流通，因为官员收礼时一般不敢收真金白银，但天价烟方便变现。烟草商还表示，为了满足官员需要低调的特殊要求，厂家会附送白盒或普通烟盒的包装，方便他们装天价烟。(7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

资料显示，在高档烟当中，红河·道2500元/条、真龙(盛世)2300元/条、南京(九五至尊)2000元/条，也是说农民一年种地收入也未必扺得上一条“天价烟”，或者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工资也只够官员半个月的烟钱！痛苦因比较而生，要老百姓对这种腐败保持“适度容忍”，难矣。

　其实，“天价烟”不只用来吸，哪怕官员本人不吸烟，“天价烟”也照收不误，何也？收了再卖，一来一去，钱财到手，又比直接收钱更“文明”，不着痕迹。“天价烟”成为货真价实的“腐败道具”。官员腐败，天怒人怨，自不待言，而那些主动迎合、诱导，并为腐败制造“道具”的企业呢，是否也应该被推上“审判台”？

有人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我国更媚官，主动迎合腐败的企业了。确实，一些“天价酒”、“天价烟”等“天价”产品的企业，就专走“特供”路线，专门为某些群体或部门生产“特供产品”。为“天价烟”提供伪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腐败打掩护！[详细]

禁售“天价烟”的举措，只是从市场终端销售环节予以禁止，却根本没有触动生产的源头，对那些媚官的烟草企业不伤分毫，禁售了千元烟，那么可以想见的是，999元的香烟将随处可见，禁售根本挡不住企业媚官趋利之心。

通过禁售等对市场经济干预来达到抑制腐败消费的手段，笔者认为并无甚功效。因为纵然天价烟没了，天价酒还在，天价酒没有，还会有天价茶叶、天价睡衣、天价枕头、天价手机。腐败不息，高价不止，子子孙孙无穷尽。只禁一个，又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呢?

而且这种简单的禁售反腐显然是归因错误，把事件现象当作了事件成因，妄图通过本末倒置的方法，去简单粗暴的解决事件现象，怎么可能?要知道，腐败才是导致天价烟、天价酒等天价商品存在的根源，而不是天价商品导致了腐败。所以只要这部分送礼的市场还存在，纵然天价烟没了，其他商品也会快速跟上。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因此腐败还在，天价商品根本不可能靠禁售约束得住，禁售也同样无法反腐。

不仅如此，禁售还有破坏市场自由秩序的嫌疑。我们需要转型的不只是经济，还有政府。政府应该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多做、什么少做。就禁售这样的市场干预手段来说，恰恰是政府应该少插手的范畴。需求决定了生产，生产带来了消费，我们却非要无视需求的压抑消费。而不管是出于多么好目的，市场干预都不应成为常态，因为其很有可能会成为在市场竞争中拉偏架、地方保护、故意打击某企业的借口。

此外，环顾各类禁售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简单的行政指令往往没有什么好结果。不仅上世纪美国的禁酒令落了个地下酒吧猖獗不得不草草收场的结局，南京、重庆两地的禁售天价烟的规定也早已名存实亡，因为我们不可能组织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去长期检查规范。所以违背需求的禁售往往结果就是禁售失败、政府公信力受挫、并滋生新的社会问题。

诚然，当前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发案率高、涉案金额高、腐败分子级别高、查处难度高都困扰着我们的纪检部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乱投医，头重脚轻的妄图简单去解决腐败。而应该踏踏实实的从制度建立上来反腐，完善惩防体系，推进制度建设，并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来实现反腐。[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