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智君：我依然记得李荞明的父亲李德发将这包烟塞到我怀里时候的情形——那时候采访已经接近尾声，这名中年男人忽然将手伸进衬衣口袋，小心翼翼的掏出一包香烟，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塞到了我的书包里。这香烟显然是刻意准备，因为我拿到手里的时候，完全可以感觉到还有他的体温沾在上面，他一定是将这烟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并小心保存。在我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李德发也始终只是抽那种价值3.5 元的廉价香烟，我根本没想到，他身上还带有这样一包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奢侈品的东西。
    这包香烟原封不动被我带回了报社，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打开过。
    我不知道接受这包香烟是否属于“职业受贿”抑或“职业福利”，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完全站在他的立场的做法是否合乎新闻采访的规则。总之，必须要承认的是，之后我在写这个稿件的时候，有一种悲悯或者说同情的情绪在里面。这情绪贯穿整个稿件的的写作过程，影响了稿件的行文布局以及语言风格。 　　
    这种情绪化的产物，后来被一些人评价为“太过煽情”，不过，也有媒体说这稿子“严谨而不失感性”。我一直自责于当天好像过于偏向处于弱势的李荞明一家，有违新闻采访必须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基本原则。一位媒体朋友安慰我，说新闻记者本来就该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更何况人文关怀也是记者除了及时报道新闻事实外的另一重要职责。这些话让我释怀不少。

上官智君：尽管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兴奋有些太不人道，不过，在听完死者家属们转述的警方解释之后，我确实一下子激动起来，甚至有些高兴，我知道，我可能抓到一条“大鱼”了。 　　
    采访完家属，心里一下子就有了底。中午12点半，我再次回到11楼，找到了早上将我请出医院的晋宁县公安局负责人。 　　
    对于我的再次到来，这名负责人显然有些意外。我不停追问李荞明受伤的原因，民警不愿意正面回答，于是我转述家属的说法，最终警方说，李荞明是在玩游戏时撞到门所伤。 　　
    我继续追问，玩什么游戏？ 　　
    警方说，“捉猫猫”。这属于云南当地方言，后来在写稿时，我改成了大家熟知的“躲猫猫”。尽管，后来警方通报时曾更正玩的是“瞎子捉鱼”的游戏，但游戏到底叫什么，已不重要。 　　
    结束医院的采访，我决定赶到晋宁去看一看。我先到晋宁县森警大队了解了李荞明被拘之前的一些情况，然后又到隔壁的看守所，希望能得到允许，进去与李荞明同监仓的嫌疑人见上一面。 　　
    虽然我一再要求，然而进入看守所的要求当然被反驳回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坚持，除了一股傻劲，更多的，还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所带来的那种“无畏”——看守所是不允许无关人员探视的，甚至于嫌疑人的家属也不允许。我不了解这样的规定，所以还理所当然的认为警方不让我进去是有意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