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曝足协欲更换办公大楼 疑风水不好拖累中国足球 据称中国足协目前所在的东玖大厦风水不好，东玖大厦地处夕照寺街，被认为有日薄西山的意思，所以中国足球每况愈下。近日，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到亦庄看楼，买楼计划再次启动。看来，足协为了中国足球的腾飞还是费了不少脑子的……

韦迪、于洪臣们组成的中国足协新班子，据称在总结工作不利的原因时，发现目前中国足协所在的东玖大厦风水不好——东玖大厦地处夕照寺街，被认为有日薄西山的意思，所以中国足球每况愈下。扫赌打黑风暴中，不少人还是从这里被带走。于是，新班子希望搬离这个晦气的地方。

近期中国足协副主席于洪臣和综合部负责人董华一起前往亦庄观看考察一处楼盘，看来中国足协买楼搬家的计划再次启动。据悉，中国足协领导班子看中的是李宁公司在亦庄的一处大楼。[详细]

山西灵石县委书记改山名“仕高山”月余后落马 将石膏山改名为“仕高山”，寓意“凡到仕高山者，无官者可以入仕，居位者可以升迁”。然而，改名后的“仕高山”并没有保佑给其改名的始作俑者——山西省灵石县县委书记杨洪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相反，在改名后的一个来月，这位县委书记的仕途戛然而止，他因为腐败被检察机关查办了。

在杨洪落马后不久，石膏山景区的开发商很快又将名字从“仕高山”改回了石膏山。[详细]

局长30万造假树缘于官场“拜物”迷恋 一次偶然机会，淅川县林业局原局长李三成看到了黄山迎客松，他立即被迎客松高大挺拔的姿态所吸引。回到单位后，他立即动用数十万元公款，找了十几个工人用了近4个月的时间，打造了两棵高达15米的山寨版“迎客松”，并将其“种植”在林业局大门口。而此时，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林业局负债已经近600万元。

频发的荒唐，一再麻木公众的神经，吸引眼球的难度大增。人造假树与人造其他景观实质并无二致。对植树本该上心的林业局，如非种植假树而造了别的景观，或许会被认为正常，贫困县浪费白花花的银子也是常有的事。此举只不过更吊诡、更具闹剧色彩罢了。

造假的冲动有二：一是可以带来好风水、好运气，仕途能像松树一样四季长青；二为热情好客。两方面的考量均与工作无关。[详细]

据了解，风水曾经是科学不发达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朴素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风水不是科学，说是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这是吹牛。”一名资深风水师向记者坦言。

既然如此，为什么官员的迷信程度会如此之高？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院程萍曾对干部科学信仰问题做过调查，她认为，官员迷信的原因包括：

“官场潜规则”和高心理压力带来的理性缺失。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反而受到压抑，在一些所谓“官场潜规则”的暗示下，多数官员必然会产生沉重的焦灼感、迷茫感和无力感，觉得自己实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便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一些有能力、有追求的官员，原本通过正当的努力就能够获得升迁，但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不正当的“投资”或者祈求神鬼保佑。

有反腐人士认为，官员迷信，看似属于个人信仰问题，实则暗藏腐败的因素。

“地方许多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他规划。”一名风水界人士说。

记者了解到，聘请一名专职风水师的价格，保守估算每年也得10万元至20万元不等，有些风水师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元，而每一次看风水以及算命运的价钱则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对于吃财政饭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这样的费用无疑是天价。一名风水师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玄机，“相关的酬劳，往往是与官员有往来的商人们支付的”。

“如果官员拿着来路不明的钱去搞风水迷信，那么手中的权力就有可能出现变异，这就属于腐败了。因为腐败的定义主要就是指权力行为的离轨，权力没有在正常应该行使的轨道运行，权力变异的一大现象，就是具有为己牟利、滥用公权力等特征。”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详细]

官员迷山拜水不仅映射的是权力的虚荣、豪奢,还有无知和迷信。这些恶质的权力基因凝结汇聚,风水楼里游荡着的是无节制的滥权幽灵。

节制是一种美德。权力的节制,体现在法治建设上,是敬畏地依法行政;体现在民生关怀上,是体察民生多艰;体现在公共财政上,是善用每一厘公帑;体现在办公环境上,是尽量地节约俭朴;体现在决策执行上,是高效科学实事求是……再看热衷于迷山拜水的官员们,他们对公权不仅没有一丝节制之意,而且将之当作显摆虚荣的工具。

权力的无节制,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分配不均。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本来捉襟见肘,有限的资源连抚慰基础的民生和保证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都不够,还面临着工农业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当地经济的永续发展的难题。可是,权力一声令下,有限的资源却固化为不能生财反而生怨的建筑标本上。

无节制的权大气粗是根本原因,而导致权大气粗的主因,则是外部缺乏监督和内部缺乏自律的结果。这与上级权力对下级权力的监管力度疲软,对违建者缺乏有效的法治惩戒不无关系。在对上级而非对公众负责的权力运行机制下,上级权力监管不力,下边的权力自然阳奉阴违。他律不严,权力自律难免沦为一句空话。没有了监督和自省的权力是个什么模样?[详细]

官员该不该有所敬畏，似乎已有了共识，至于该敬畏什么，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表述。上海市长韩正曾表达了对“法律、组织、人民、舆论”的四种敬畏；2010年2月10日的《大公报》说官员应敬畏“法律、民意、责任”；2010年5月6日人民网的文章说官员应对“人民群众、手中权力、规章制度、个人良知”充满敬畏；2011年11月3日《广西日报》的文章说，应“敬畏法纪，做到令行禁止；敬畏群众，增强公仆意识；敬畏制度，自觉循规蹈矩；敬畏责任，坚持执政为民；敬畏良知，防止逆情悖理”……无论如何，不是敬畏什么鬼神和“风水”，更不能无所敬畏。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中国的少数官员之所以没有敬畏，或者敬畏错误，问题就出在制度方面。一方面，制度缺失，“无法可依”、“无据可罚”常常被作为借口；后台牢靠，官官相卫，信奉“灵活变通，有问题能摆平”，以拖、遮来规避处罚或减轻处罚；缺乏鲜活的教育案例，畏惧的整体文化氛围没有形成，使得官员抱有侥幸心理。另一方面，由于诸多本该透明的官员信息不透明，信息的不对等让人民群众和大众传媒无从监督，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使得官员缺少畏惧。

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社会行为方面，政府扮演着相关制度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官员则具体承载了这种要求。官员的一言一行，具有社会示范作用。要将官员的畏惧落到实处，非制度不可，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官员将畏惧落到实处，是一个基础性要求。[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