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

从周秦到宋元，尽管山西已出现了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到了明朝，晋商才真正兴起，晋商的商业组织也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形成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建国之后，晋商断代了。改革开放之后，借助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当地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晋商以煤老板的面目再度“崛起”。但随着煤老板个人财富的急剧增长，煤老板这一群体的外在形象也在大打折扣。从海外豪赌、一掷千金到官商勾结、横行乡里；从组织炒房团，大肆抬高房价到私人飞机出行、天价嫁女。山西煤老板在外界看来，传说与现实并存，而对其的羡慕与厌恶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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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老板的繁荣离不开煤炭资源。1999年底，山西全省办理了采矿登记的各类煤矿共有5831座，其中，43.2%为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而那些未统计到的星罗棋布的“黑煤窑”，规模多在年产万吨以下。“黑金”的大肆开采助推了当地的“黑色GDP”。过分追求经济数据和经济利益而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把对环境的破坏、对公众健康的损害等置之不顾。山西境内大同、临汾等地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随着国家建设“两型社会”目标的提出，及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山西煤老板转型的呼声渐起。

2004年 “煤炭产权改革”成为山西煤炭生产历史上产业调整的分水岭。这一年，山西全省同时关闭了4000多座非法煤矿，并将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彻底淘汰，试图通过资源整合遏制频发的矿难。从此，山西开始了煤矿资源整合的“持久战”。

2008年 山西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10年全省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由此迎来山西煤改的高潮。经过近两年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山西煤炭行业办矿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矿井数量由2600座减少到1053座，年产30万吨以下煤矿已全部淘汰，平均单井规模提升至年产100万吨以上。在此基础上，山西省政府鼓励和支持这130个煤企未来涉足非煤产业，发展高科技产业，走循环经济之路。[详情]

不经意间，煤老板正以一种悲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山西省政府也以山西煤炭企业重组为契机，提出晋商“要提振精神，做时代的新晋商。要守廉知耻，做诚信晋商、知识晋商、开放晋商”。但长期以来，煤老板挥金如土、品味低下、无商业文化内涵的外在形象根深蒂固，与煤老板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诚信经营、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相反成为了一夜暴富、为富不仁的代名词。驱逐了煤老板，山西就能迎来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就能复苏晋商传统？这点恐怕言时过早，毕竟煤老板给传统晋商脸上抹下的污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擦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