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G20峰会相关的20国就业部长会议,除了官方所考虑的前瞻性、连续性和有效性想法之外,还应该考虑的是“协调性”。我们需要聚焦劳动世界的突出问题,衔接过去各届20国就业部长会议的主要议题,需要落实领导人峰会共识,但还需要各国在经济、社会、财政、就业政策的协调和统筹。
中国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际劳工组织公布《国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报告》中披露了当下国际就业形势:2014年,全球共有2.01亿名失业人员,比金融危机爆发前多3100万人。2015年全球失业人数预计要比2014年多300万人,未来4年将进一步增加800万人,数据令人震惊,这为全球各国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对中国智库的工作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这个数据在本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布的英文版,我们研究院在7月底举办的G20智库论坛上就已引用。报告内容是对G20峰会领导人承诺兑现能力的一次检验。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提出《强劲、可持续和平稳增长框架》设定“中期”目标,包括全球产出约4万美元,创造约5200万就业岗位,帮助约9000万人脱贫。但这份报告其实对这个G20目标提出了悲观的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近年来一直跟踪G20议题,的确也发现,虽然占据世界GDP总量80%的20个大国领导人每年一次年度聚会,商量全球经济治理,但过去7年,G20峰会大量关于就业问题的集体承诺,都是没有兑现。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劳工组织的悲观预期是有一定道理的。
G20峰会的集体承诺兑现率和执行率低,根本在于目前仍然没有建立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尤其没有通盘考虑到全球已承诺的目标体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层面上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其中有大量关于经济、教育和人口等11个专题会议,这与G20峰会的承诺并不一定是吻合的;二是全球层面的碳减排要求,尤其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2014年出现的碳减排承诺,而出现的经济增速下降。这必然会使得就业形势的压力陡增;三是发达国家减少财政赤字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力,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以邻为壑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冲击,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就业。
因此,G20峰会对全球增长目标,尤其是以就业为核心的增长目标的政策承诺,必须与其他长期政策进行协调,并做出必要调整,因此,我们在7月底的智库论坛上提出“要为增长而协调: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制”。这包括设立G20执行秘书处、建立共同政策工具篮子、G20国家的政策效果相互评价机制及探索奖惩机制。
从这个角度看,2016年G20峰会相关的20国就业部长会议,除了官方所考虑的前瞻性、连续性和有效性想法之外,还应该考虑的是“协调性”。我们需要聚焦劳动世界的突出问题,衔接过去各届20国就业部长会议的主要议题,需要落实领导人峰会共识,但还需要各国在经济、社会、财政、就业政策的协调和统筹。
比如,各国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呢?如果能够推动“中美投资协定(BIT)”,中国未来5年将会增加对美国的2000亿美元的投资,为美国带来400万就业。2014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出口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大量中国资本向各国进行投资,创造大量的当地就业。但各国对中国资本的开放度、保护度都有待提升。这些经济协调的方式是能够在G20峰会上得到推进。换句话说,G20峰会不仅是要考虑未来目标和相互通报消息,还要有更多的政策协商与承诺落实。
中国现在的国际贡献意愿越来越强。中国牵头建立国际经济协调体系,一定能使2016年G20峰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原标题是“增长促进就业,需G20政策协调”,是作者在2015年9月25日国际就业形势研讨会上的专题讨论发言原文。本文刊于9月25日环球网。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新浪新闻官方微信(xinlang-xin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