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都对初中校门口那家包子铺念念不忘。那年头，我还处在肚子里缺油水的状态，蒸熟的肉包子，肉油浸透包子外皮，每咬一口都小心翼翼，生怕油漏了撒了。
每天早自习前后，教室里就弥漫着那家包子铺的肉包子香味。幼时家贫，常常囊中羞涩，我大多数时候只能饿着肚子吞咽着口水，朝天大声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从此，养成了宁可饿着也不轻易找人借钱的习惯。可最近，找人借了一次钱。不借则已，一借惊人。这一次，钱虽然借得不多，但借钱的对象十分特殊。
4月7日，手机 、钱包、银行卡和身份证一次性丢失。定好了8日出差的机票，没办法，带着8000元钱出了门。这一趟差，跑了四个城市，4月26日的时候，8000元钱只剩下200多了。当天酒店的房费，都没钱交了。虽然多个地方政府部门都表示过由他们接待，而我兜里所剩不多，但我仍执意按照单位规定自理差旅费。
手机、银行卡和身份证全丢，成了一个死结。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动弹不得。身上没有一张卡，家里也没法给我汇款。电话求助当地的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希望他想办法给我尽快办个身份证。有了身份证，就能到银行修改绑定的手机号，就能收到网银的验证码，账户里的钱就可以通过网银转出来了。
副省长打了几个电话后说，身份证不能异地办理，必须回户籍所在地才能办。他看我着急，追问“出了什么事”。
走投无路了，我只好实话实说，“弹尽粮绝了，出差前卡、身份证和手机都丢了，账上的钱动不了，今天的房钱都没钱交。”
说走投无路，有些人可能觉得有点夸张。作为一个记者，在工作地向工作对象开口借钱，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记者突然跟采访对象开口借钱，即便真的是千真万确的有借有还，也很容易让他误以为是变相暗示他给点好处费。这些年，太多记者在外面敲诈勒索，有的根本不暗示而是明示索要好处费。
当地，还有曾力所能及给予过帮助的私人朋友。这位朋友一直希望对此前的帮助做一些回报，我一直不受。这种关系，更不好开口借钱，开口借了钱，他不管你是真遇急还是假遇急，将来还钱必然一番拉扯推让，很麻烦。当地相熟的同行，那两天恰巧都在外地，也就没法开口。让他们转告其他人借钱，更容易出误会。
找其他人都不合适，既然副省长问起，不如就找他借。他身份特殊，身兼公安厅厅长，找他借钱反倒不会引起误会。他听完大笑，“你小子，这事啊，没事，需要多少，一万够不够，我让秘书给你送去。”
一件看起来很敏感的事情，在两个磊落人这里，就这么简单。我最后只借了5000元，写了一张借条让送钱的人带回去，并把借条拍照用微信发给了他。他看了又笑，微信发来两个字：规范！
4月30日，这趟出了22天的差结束，我回到武汉。5月5日，补办了身份证，当天就把账户里的钱盘活了。出银行，就找秘书要了账号，把借款还了。微信告诉副省长，钱如数还了。他微信回复：守信用，讲诚信，好秘书。
“好秘书”，是个玩笑话。因为此前两次被其他人当作他的秘书，他自此经常开玩笑称我为“褚秘”。
作为一个记者，找省部级官员借钱，这是人生第一回。他作为副省长，被记者借钱估计也是第一回。简单的事情，就这么简单结束了。人活着，有时候真的就可以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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