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刘海明
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各地计生部门演绎了不少的悲壮剧情: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强行堕胎……从有条件二胎政策出台,到上海计生委鼓励多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人口潜在的危机。只是新政策实施以来,二胎生育没有预料的那么热门。笔者所在的单位,听说要二胎的也只有两例。绝大多数人的父母不想生,个别想生的遇到新阻力。从媒体近期的报道看,孩子竟然是阻碍父母生二胎的反对者,严重的有以扼腕自杀相威胁父母。以死相逼固然出格,但软威胁的阻挠,同样不可轻视。
单独二胎放开后,不少已有大宝的年轻夫妻,开始考虑生个二宝。但这二宝真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近日,网友“滴答”在网上晒出自己和老公写的《保证书》,向女儿保证,永远第一喜欢大宝。这才得到了大宝的允许。(《东方今报》1月29日报道)
生育权本来是生育者双方的权利。这种权利如果变成了家庭内部共享的权利,“民主”协商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怎奈协商的结果是妥协。这份所谓的“最爱协议”,可能是孩子父母无奈的选择。对于这一点选择,网上一片批评的声音。纵观舆论批评,要么把责任推给那个孩子,要么指责父母不该如此虚伪。不论哪种观点,结论都倾向于“教育的失败”,有的甚至把矛头指向教育部。
客观而论,当事父母、孩子确实有错,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小孩子干起了计生委的活计,直接干涉了父母的生育自主权。以前,父母想生,计生委不允许;现在,自家孩子扮演了计生干部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微妙变化,恐怕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人性自私,在家习惯了小皇帝的孩子,不希望家里出现利益竞争者,用他们的嘴抗议,用极端的手段阻挠,应该和教育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何况,类似的事情往往前所未有,所以把板子打在“教育失败”身上,有点牵强。至于想再生育的父母,采取民主的协商方式征得孩子同意,这个做法我觉得可取,而不是某些人说的“愚昧”和“欺骗”。
这个现象的出现,与生育年限时间过长有关。一般来说,一胎和二胎间的年龄间隔,以三岁为佳。两岁的孩子,个体的权利意识还在萌芽期,自然不会干涉父母的生育权。何况,多个兄弟、妹妹,是在给自己减负。遗憾的是,这样的最佳再育期,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给错过了。等一胎的孩子大了,他们早已习惯了独霸家庭的生活,这样的独霸和教育即便有点关系,也不算太大,因为一个孩子的父母,天性会把爱洒向唯一的孩子。
反思父母为生二胎给孩子写保证书,不能一味指责孩子和父母,更要反思我们长期的政策。政策制定者的想当然,或者说想当然的恐惧感,最终把这种对人口多的恐惧强加给无数的父母,一胎政策给年幼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无法感受协作、分享和关爱的环境。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年轻一代心理承受力差、自私和霸道的集体特征。这样的特征,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才能洗刷。而每一次洗刷,无疑要遭遇些许的阵痛感。计生委权力的消解,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孩子所干的计生委的活计,想必也不是一两天就能消失的。对此,我们不妨放宽心态,让爱的承诺再继续飞一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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