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锦麟观察
被很多人认为已经失落了的香港精神，竟然在这个“印度人”身上，如此鲜活。第一次采访JefferyAndrews，是在四年前刚来香港的时候。除了几句简单的问候和脏话，那时我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连听都要连蒙带猜强装镇定。于是为了沟通顺畅，访问时我用英语发问，他用流利的粤语回答，听不懂的地方，我还要厚着脸皮让他用英语解释一遍。
就在这样一种融合了地道粤语和不地道英语的你来我往中，我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电视访问。那时的Jeff，还只是基督教励行会的一个普通的个案专员(CaseWorker)，正在香港的一家职业培训机构艰难地攻读着注册社工的课程。
而现在，他已经是香港社会有史以来第一个少数族裔的注册社工了。不要低估“注册社工”这四个字的份量，现在香港700多万人口中，具有注册社工资格的只有13000人。在香港，注册社工和律师、医生以及金融从业者一样，都属于“专业人士”，不仅要经过系统的训练，通过专业门槛很高的考试，还要有多年的实践经验。而在收入上，一个资深的注册社工，甚至可以和律师比肩。
Jeff今年29岁，他出生在香港，是第二代印度裔的移民。早年父母从印度东南部城市金奈来香港谋生，至此就在香港扎了根。在香港这样一个94%的人口都是华人的城市中，他们这些皮肤黝黑，眼睛比黄种人大得多的印度裔移民，和外形上相似的巴基斯坦人以及尼泊尔人一起，被称为香港少数族裔中的“南亚裔”。
最早一代来香港的南亚裔移民，要追溯到香港开埠的时候。当年的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维持治安，从当时同为英国殖民地的南亚次大陆征用了一批南亚裔人士，来香港担任警察，后来又陆陆续续从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尼泊尔征用了大量雇佣兵。现在我们戏称印度人为“印度阿三”，这个“阿三”据考证就是来自粤语对南亚裔警察的蔑称——“阿差”。
时过境迁，当年的“差人”和他们的后代，慢慢在香港扎根开枝散叶。经过了几代人的繁衍，这些南亚裔人士除了外形上与华人有明显差别之外，在穿着、习惯、文化甚至是语言上都与一个地道的“香港人”并无二致。不过和当年迁移到其它国家的华人习惯抱团一样，这些南亚裔人士大多也倾向于只与同族的人交往，由此慢慢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延续至今。
历史的偏见和现实的疏离，让香港的主流华人社会到现在都对南亚裔的群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歧视，甚至是敌意。比如说，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南亚裔人士的体味比较重，于是很多香港人会觉得他们“脏”；还有，因为大部分处于社会底层，一些南亚裔人士沦为了偷盗闹事的惯犯，因此很多香港人也觉得他们“坏”……
所以说，如今Jeff成为注册社工的标志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也代表着这一个主要以底层体力劳动为生的边缘群体，也能做到一些华裔的香港人来说很难做到的事。
Jeff说，在他的经历中，所谓的“歧视”更多时候是一种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不管你多努力，当地人总是会把你当外人。比如小时候同龄的香港小孩儿不愿意与他踢球；后来因为中文成绩不佳不能进入华人的学校学习；还有一次他和妹妹在地铁上，旁边一个华人母亲教育哭闹的孩子竟然毫不掩饰地就说“你再哭就让这两个黑鬼把你抓走”，气得他妹妹冲上去就用粤语对那位母亲说“我们听得懂你说什么”。
或许这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的“敌视”，确实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个印度裔的年轻人的心态。于是和很多前车之鉴一样，他用暴力回击着来自香港社会的敌意。打架、斗殴、偷盗，Jeff遁入了边缘族群的窠臼之中，有几次甚至被警察拘留，差一点就要经受牢狱之苦。
在我们的访问中，Jeff多次提到了一个人——Fermi。她是Jeff在毕业典礼上，除了自己的父亲以外，邀请的唯一一位观礼嘉宾。Fermi的中文名叫王慧芬，她是香港融乐会的创始人，是一个资深的注册社工，也是香港关注少数族裔生存状态时间最长的一位社工。
当年正是她在街头发现了蹉跎青春的Jeff，也是她不厌其烦地引导当时那个叛逆的年轻人，也是她不停游说政府部门为Jeff争取上学的机会……在提到Jeff的经历和转变时，王慧芬反复强调一个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充权”。在一个少数权益普遍被忽视的社会环境中，像Jeff这样的少数族裔可能会主动将自己边缘化，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应有的权益。所以她当年告诉Jeff的第一句话，也是她后来一直在向Jeff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你和他们香港人是一样的”。
本来想请Jeff唱一首Beyond的《光辉岁月》，以契合少数族裔权益的主题，但他坚持要唱《海阔天空》，因为这首歌曾经并且也正在鼓舞着无数和他一样的香港人。在重庆大厦的天台，Jeff对着维港的鳞次栉比的摩天楼，轻轻拨动吉它的琴弦，当那句“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从这个“印度人”口中唱出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安静了。我想那时候，这些“香港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我们的拍摄中，导演让Jeff在重庆大厦附近走了一遍又一遍，捕捉各种角度的镜头，我惊讶于他的耐心和配合。后来他说，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应该不止局限于一个社工，更有一种类似于“榜样”的作用。所以不管处理难民的工作再忙，对于各种媒体的邀约拍摄他还是全力配合。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和他有同样经历和相同处境的少数族裔人群，才更有可能知道，香港这个社会或许给他们的空间还不够，但可能性总是有的，只要你愿意坚持。
被很多人认为已经失落了的香港精神，竟然在这个“印度人”身上，如此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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