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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四成的市民不了解自己的市长在做些什么，依靠报纸头版头条来维持亲和力的传统"宣传"方式看来得变一变了，因为中国老百姓们期望自 己的市长能展示更多的个人魅力
本刊记者/胡奎
社会学博士袁岳和他率领的零点调查公司曾经做过成百上千次的各种各样的调查，但他们对于中国8大城市市长支持率的调查，在中国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尝试。在国内外的分析家们看来，零点公司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与调查活动本身一样，是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生活中“值得关注和耐人寻味的新鲜事”。
支持率为何这么高
在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厦门、沈阳、郑州8城市的3404名18岁以上成年市民进行多段随机抽样的入户访问后，零点公司发现，“调查结果相当正面”。
8个大城市有约8成的市民知道谁是本市市长，约6成半的市民表示，即使在直接投票中，自己也会选择支持现任市长。在对市长表现的评价中，清正廉明是一项广受肯定的因素，北京、上海、武汉、成都、西安、厦门的市长在这方面得到的认同率更高至70-90%。
郑州、广州、成都、北京的居民中有超过50%比例的人认同本市市长的施政政绩；六成以上的广州、成都市民对本市市长的施政计划表示了赞同。
假如由市民直接投票，八大城市中的所有现任市长均可能再度当选。在正确地回答了现任市长名字的市民中，倾向于支持现任市长者占64.1%，即44.4%的“可能会支持”者和19.7%的“肯定会支持”者。交叉分析显示,对于支持度最具正面影响力的因素是了解并赞同现任市长的表现。
有趣的是，一些被调查者尽管不知道市长是谁，也不知道市长做了哪些事，却选择了支持。研究者分析后发现，这些大都是年龄稍大的群体，他们对于党政领导者有一种自动的心理支持机制，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满意度。
“考虑到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各大城市市政问题头绪颇多，牵涉的利益群体十分复杂，各位市长所获支持率已算较高。”袁岳说。
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普遍重视市政建设和为民办实事，改善市容市貌，是市长们获得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
中国市长缺什么
但市长们在与市民沟通的道路上都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施政状况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似乎亟待改善。调查发现，对于市长的施政计划与政绩报告完全不了解的市民高达4成，另有一成多市民表示，对施政计划虽有了解但不赞同。
多数市长都有待进一步塑造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个性化魅力和形象亲和力。8大城市有6成市民对于市长的个人形象具有“脸谱化”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大都来自电视里的会议、讲话及报纸头版头条里传达的公式化信息，但对于市长们的个性化信息，人们几乎毫无所知。
有4成市民要么说不出市长姓名，要么虽然知道市长姓名但对市长个人形象表示没有任何印象，对施政计划“毫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市长“大人”在干些啥。
袁岳认为：“中国市长们有必要采取经营者做广告的方式，多学点消费心理学，多讲些老百姓有兴趣听并且听得懂的语言，而不是坐在主席台上说官话、套话。”
“为什么不能像民众当中一些受尊重的人一样，以一种普通人的腔调发出正常的声音呢？”袁岳说。
在他看来，多数市长仍习惯于在大会上讲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的精神，而不是告诉市民们，“我想怎么做，我要怎样来管理这个城市”。个性的缺乏导致形象受伤。
在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看来，市长们所获得的8成的知名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与地方报纸和电视里的大量曝光率不相称。“这表明我们的很多宣传是一种‘无效宣传’”。
无效宣传必然导致政务信息沟通的不畅。毛寿龙认为，改进的方法就是加大市民对公共政策的讨论参与。
袁岳也认为，作为“经营者”，一个市长成功的标志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市民的期望与价值。这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对所有“人民公仆”的要求。
但现实中往往会听到老百姓说，“党中央的政策是对的，到了基层就走样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干部的作风给人的感觉也好像是在制造中央和民众之间的矛盾。
“只有站在市民的角度，才能把中央的精神与百姓的需要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否则反而可能造成中央精神与市民需求之间的隔裂。”
将民调纳入法定程序
袁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份调查报告已发给国内外数百家媒体，并引起国外媒体的浓厚兴趣。日本一家媒体在评论此事时说，“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件耐人寻味的新鲜事”。
但袁岳表示，“我们做这项调查前并没有得到任何政府部门的授意”。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收到有关部门对发布这项调查结果的批评。
实际上，这家公司早在四五年前就已开始陆陆续续接受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委托，对一些基层工作人员进行民意测评试验，其中包括对一些地方县长、局长的考评。
随着干部民主考评制度在中国各层各级的逐渐推广，零点公司的研究者感到，民意正越来越成为评价党政干部业务能力与政治表现的重要依据来源，对地方高层领导进行民意测评的舆论空间正在形成。
进入新千年后，包括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内都提出过“经营城市”的概念，这个概念要求城市市长们要像一个经理人一样来经营和管理城市，一个经理人的成功必然离不开员工和消费者的满意度，市长们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市民的满意度。
但中国一直没有对于市民满意度的公开测评。袁岳认为，民间中介机构可以开一个这样的头。
不过，零点此次调查的其实是10个城市，但因另外两个城市的市长支持率过低，所以他们在报告中只发布了来自8个城市的结果。
袁岳没有透露另两个城市的名字，但他说，其中一个城市市长刚上任，另一个城市的市长任期太长。
“出于对人们接受心理的考虑，我们做了这样的保留，”他说。在他看来，如果这项调查结果是在十年前进行的，可能会被认为是“捣乱”。现在，“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处于过渡期”。
这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MPA认为，旨在建立起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民意测验，应当逐渐深入到中国干部考评制度中去。
这次零点的调查主要考察市民们对于市长的施政计划、施政表现、廉政形象、个人风格四个方面的了解状况和欣赏程度。袁岳认为，这只是简单的粗线条的考察。从全面评估看，这4个指标不够，应当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到社会保障、教育政策、交通、治安等，看看市民们到底对哪方面满意，哪方面不满意。这样才会对市长们改进工作决策起参考作用。
中共中央在7月份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把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中国人事部下属的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通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民意测评应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监督考察干部的一个侧面。
王通讯说，传统的考察干部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现在要上下结合，而且，应当逐渐引入中介机构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让各级党政干部真正学会对上对下都负责”。
但这位中国人事专家认为，目前的体制还不足以鼓励地方领导人大胆表现个人风格与观点，“多数人扛不住”。
制度学者毛寿龙进一步表示，中国应当建立起对于党政干部和地方领导人的多元化评估体系，其中党内考察和党外考察、上级监督和民众监督应并行不悖，都很重要。
在他看来，民意测评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应当成为法定程序的一部分，“既不能过分夸大或高于法律，更不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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