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东

　　南京幼师下跪风波到现在并没有平息。“11·5下跪事件”的当事人小王昨天中午说，为这事情，她的精神受到了极大伤害，“钱的问题我不在乎，我现在需要的是韩国夫妇登报向我道歉。我的人格尊严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如果韩国夫妇不向她公开道歉，“为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我将拿起法律武器。(《东方早报》11月12日)”

　　无独有偶，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最近也尘埃落定。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武汉市女教师何某诉上司盛某性骚扰案作出的终审判决结果是认定被告侵扰原告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

　　一个强迫下跪，一个性骚扰，寻求的结果和得到的答案却都是赔礼道歉。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道歉真是“来之不易”。人们不禁要问：道歉的成本为何那么高？

　　道歉的成本之所以那么高，主要是因为当前的法律法规对这类侵权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至于有关部门在办案中难以下手。特别是在“下跪事件”中，这个事件到底属于交流障碍引发的民间纠纷，还是属于文化冲突导致的民族感情问题，国家法律及社会都未能作出明确定论。一种没有衡量标准的事情必然会引起争议、争执和交锋。那么，在争议、争执和交锋中，这种道歉的成本无疑被抬高。

　　道歉作为道德行为的常用词，应该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表达。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如果个人的社会行为做得略微出格，违背道德但又没有很深地触动法律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道歉的意义就会显得尤为重要。可是，如果不论什么情况都把道歉上升到法律诉求上，这无形中也增大道歉的成本。比如在“下跪事件”中，如果韩国夫妇主动表示道歉，一场官司就可以避免；如果韩国夫妇不甘心道歉，那么这场官司就是道歉的附加成本。

　　成本与代价是一对孪生儿。自身的成本高是因为在交换的过程中对方付出的代价低。因此，道歉的高成本映衬的是“道歉者”付出的代价较低，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对“道歉者”的行为处罚太轻。如果一个道歉就可以抵掉下跪者丧失的人格尊严和被骚扰者所饱受的精神痛苦，那么这个道歉的价值的确不匪。因此，要避免或减少这类侵害人身权利事件的发生，就必须降低道歉的价值，也就是增大“道歉者”的付出代价。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超越“道歉”的惩罚，还会有无数个类似侵权事件的发生。

　　当然，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难判难决的“道歉事件”的发生，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只有在法律条文规定上给受害者一个充分的保障和给侵权者一个严厉的处罚，才能真正地让受害者得到慰藉，让侵权者得到警示。也只有这样，道歉的成本才会真正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