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庞中英

　　2003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开始形成建立在地区主义之上的“亚洲政策”。但是国际媒体对于中国在亚洲新举动的“帝国论”或“朝贡体制论”的解读，却可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真正意图产生误解，也可能使一些国人飘飘然。即使中国成了亚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安全和发展还是取决于自身对全球化世界的适应，而不是再穿上“帝国”或是“朝贡制”的“皇帝新衣”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3年，中国在亚洲地区外交活动成绩斐然，自然很引人注目。

　　形成整体的亚洲政策

　　理论上，中国首次使用“亚洲政策”提法，显示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重视在这个地区的双边官方关系，而越来越把亚洲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截至目前，中国的“亚洲政策”还只是针对中国“周边”亚洲国家，并且用一些形象的、简要的口号来概括，诸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和“和平、安全、合作、繁荣”。

　　实践上，中国和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中国从亚洲国家的进口增加，仅今年就可能高达2000亿美元，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市场。中国几乎全部参加了亚洲地区现存的各种地区或者次地区的合作机制（大约40多个）。其中，在与东盟有关的地区合作机制中，中国的参与非常活跃，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不仅在积极推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还率先建议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在今年10月举行的第7次东亚“10＋3”领导人高峰会上，中国率先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大国中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对中国亚洲外交的两种误读

　　国际上很关注中国的亚洲外交举动。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欢迎中国的亚洲政策，即使是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欢迎中国与亚洲的合作。然而，超越这些外交辞令式的表达，在许多英语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言论：中国正在扩大在亚洲的影响范围，中国正在恢复它在亚洲地区的“中心性”，在亚洲地区打造一个“帝国”，甚至恢复昔日的所谓“朝贡体制”。

　　香港出版的美国杂志《远东经济评论》11月20日发表了《中国是如何修建帝国的》的长篇述评，认为中国在亚洲“玩的是一个长期游戏”。文章的一个突出观点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可能会重新确立其封建鼎盛时期享有的战略核心地位——那时亚洲国家为了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纷纷向北京进贡并承认中国的优势地位”。

　　新加坡官方报纸《海峡时报》11月27日发表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朱照（ERIC TEO CHU CHEOW）的评论《在与地区的关系上，中国“复活”朝贡体制》。这篇文章详细说明了什么叫“朝贡体制”：中国是这个地区的中心，朝贡体制为的是中国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的外部安全；中国的皇帝处在这个体制的中心，他安抚外围的朝贡国或者王国，实行“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结果，周边国家尊重中国皇帝，不断向中国表示善意。

　　张朱照援引中国学者的有关朝贡体制的研究论文，说朝贡体制加强了中国皇帝在亚洲地区的中心位置，但在日本兴起后就开始受到重创。作者认为，崛起的中国试图恢复历史，这方面的迹象是中国最近的地缘政治举动：中国坚决拒绝日本首相访华，除非他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越南树立“兄弟般的榜样”；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举行海军演习；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计划与东盟在2010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

　　张朱照举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计划的例子，认为这是朝贡体制在东南亚的某种继续。北京希望从这个计划中获得少而贡献多，这已经体现在“早期丰收计划”中。他的结论是，中国推行的新地区主义与明清皇帝搞的“朝贡体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惟一区别的是中国新领导人比中国皇帝更谦虚、更礼贤下士和更举止优雅。

　　一言以蔽之，上述两篇文章把中国在亚洲的新举动作了比较历史主义（“朝贡体制论”）或者政治现实主义（“帝国论”）的解读。

　　既非强加也非恩赐

　　这里，笔者并不想过多地评论“帝国论”或者“朝贡体制论”，只是想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在亚洲的政策举动总体上还是防卫性的，仍然是为了形成一个有利于发展和安全的“周边”环境。中国确实没有在亚洲地区恢复昔日“中华帝国”那样影响的政治和战略意图。由于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反应是“中国威胁论”，近几年，中国极力否定和批驳此种舆论。所以，中国不可能愚蠢地在这个时候追求什么“帝国”目标。“帝国论”完全不能成立。

　　第二，“朝贡体制论”看似成立，因为如果仅仅考虑中国对东盟在贸易条件上的慷慨的话。但是，此种类比非常不恰当。今天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主权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中心国和边缘国的关系。

　　第三，中国试图按照地区主义的方式与亚洲国家建立新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和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进步。地区主义完全是当代欧洲的产物，与朝贡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地区主义强调参与地区合作的各方是平等、自愿和互利的，这与朝贡体制或者帝国体制的单方面强加和恩赐是不同的。

　　又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笔者觉得“帝国论”和“朝贡体制论”没有什么新东西，但却可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亚洲的真正意图产生误解，也可能使一些国人飘飘然，助长这类国际舆论的滋生和蔓延。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种外部观察也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中国必须真正按照地区主义的逻辑，像欧洲的法国和德国推动欧洲联合那样，推动亚洲在自愿、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联合。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像昔日中国皇帝那样付出很大的代价“安外”，因为亚洲早已不是历史上的亚洲，中国的“周边”早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日本和韩国）、崛起中的大国（印度）和联合起来的新兴力量（东盟），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在亚洲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这是一个变化了的亚洲，一个全球化的亚洲。

　　除非回到历史，即使“朝贡体制”符合一些亚洲国家的利益，即使中国成了亚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取决于自身对全球化世界的适应，而不是再穿上“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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