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小平同志走了已经七年了。你们是不是非常想念他？在你们家里，每年会用什么样的形式纪念他呢？

　　邓榕：我们非常想念他。每年的2月19日，是他的忌日。他老人家去世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他的遗体捐出来供医学解剖，角膜也捐献了，骨灰撒在了大海里。他这个人对于生死问题非常达观，一再明确地反复地跟我们交待，死后不留骨灰，不要修纪念馆，不要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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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像，不要这些钢筋水泥的东西。他说与其修这些东西，不如多种几棵树。我们知道，他是想回到大自然中去。所以，每年到了2月19日这一天，我们就买好多花，每个人拿一个小花篮，妈妈带着我们全家所有在北京的亲人，来到院子里。在草地上，院子里，撒花瓣。一边撒，妈妈一边大声说：“老爷子，你好吗？我们都跟你在一起呢！” 有一年的2月19日，北京下了雪，那天，五颜六色的花瓣撒在雪上，非常非常地好看。

　　这一天不在北京的亲人，不管在天涯海角，也会找一些花、哪怕几片树叶子撒一下。无论在哪里都要撒。我们始终觉得，他还和我们在一起。

　　他是一个非常本色的人，从不需要任何掩饰

　　新闻周刊：小平同志一生经历几次大起大落，在他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以后，你们会感觉到他的变化吗？

　　邓榕：恰恰是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纪律性、非常有原则的人。他“公事不私议”，在家绝对不谈公事。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国家领导人时，从不和家人议论国事，许多事连我妈妈都不知道。我们小时，甚至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文化大革命时我16岁了，突然听到“打倒刘邓”的口号，我大惑不解，刘少奇多高的身份啊，邓小平怎么可能跟刘相提并论呢？我还去问我哥哥。我哥哥说，你真无知！

　　当然我们家里会有很多特殊之处，有很多警卫人员站岗。但我们都是很大了才知道父亲的职务。后来的孙子辈也不确切地知道爷爷是干什么的，只是在电视里看到，爷爷还出现得挺多的。

　　有人因此说，邓小平是一位最具平民意识的领袖，我觉得邓小平的这种作风不叫平民意识，应该说是一种平和心态。是做人的一种原则，一种最质朴的做人的原则吧。

　　新闻周刊：小平同志心情好的时候和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家都会是什么样子？当中国发生重大的事件时，你们在家里会感觉到父亲的情绪变化吗？他会发脾气？或是忧心忡忡？

　　邓榕：他老人家的性格特点是不说话，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他从来不会跟人聊天，但他不管我们的聊天，我们可以胡说八道，可以开玩笑，天上地下东南西北古今中外，什么都可以说。他就是听着，从来不说话，不表态。有时候，我们说得太过分了，他也会说一句：胡说八道！只是这样的一句。

　　他喜欢身边的这种热闹气氛，或是说，这么一种热烈民主又特别生动的家庭气氛。他是不是从这里多少听进了一点东西呢？大家都知道他耳聋，我们觉得他是“选择性耳聋”——他想听的，就听进去了。

　　至于说“忧心忡忡”，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得到他的确心情沉重。这种忧心忡忡不是从表面上看出来的，是感觉体会出来的。那种沉重感，不是写在脸上，不是写在某一道皱纹上的，而是整个人的那种感觉。那是文革中，他复出后与四人帮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他的处境确实非常艰难，最后他还要自己主持会议批判他自己。但就是在那样的时候，他也不会皱个眉头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只是坐在椅子上，不看书，也不看报，紧闭着眼睛，很久很久。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去吵他，把孩子也带走——本来，他回到家要放松休息，是最喜欢与孙子孙女们玩的。

　　新闻周刊：他在孙子孙女们面前，是非常放松的？

　　邓榕：在看见孙子孙女时，你是看得出来他的笑是发自心底的。用我们四川人的话说，是“笑眯了眼睛”，是那种带着幸福感的笑。有一次，他曾经问我们说，世界上最好的人是谁呀？接着自问自答地说：就是爷爷！父亲这个人，特别率真，特别质朴。就是在重大政治场合，他都是那种放松的感觉。他的率真是出于本性的，是没有任何矫饰的。

　　新闻周刊：可是也有一种说法，说他的部下很怕他？

　　邓榕：他的很多老部下怕他，特别是原来“二野”的那些老部下。在“二野”时，刘伯承司令员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而邓政委是一个严肃而话不多的人。邓的这种威严，叫做“不怒自威” 大家比较怕。到了过年过节时，这些老部下想来看他，也是大家约好一块儿来给政委拜年，不会一个一个来。他们进屋坐下，每人都说几句。然后邓就说，好了，也看了，也没什么说的了，就到这里吧！大家就起身告辞。但那是早年。到了晚年以后，他的这种威严有所变化，相对盛年时期不太一样了。他越来越像一个挺可亲的老人。

　　但是，他的坚定不移是始终不变的。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他会特别坚决。在香港回归前，有人曾说我们在香港不会驻军。后来在一个会见香港客人的场合，采访的记者们照完相刚要走，邓小平突然说，请记者们都回来，他说，有人说在香港不驻军，这是胡说八道！——这是他最严厉的说法。他这个人从来不说粗口。

　　他论对错是非从来是对事不对人。我的印象中他几乎不批评人。他从来不说，你不该怎么样。他只是说该做什么。他对家人也从来不用教训的口吻说话。他的威严就在于他对于重大问题决策的果敢，在于对原则的坚定、坚持和不容动摇。所以他有震慑力。

　　他不喜欢看见自己的题字到处挂着，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像到处立着。所以要想让他题辞就很难，都是秘书挑挑拣拣，拣出最必要的，集中找他写一次。但是他这样做不单纯是对自己要求严格或谦虚，他从不假谦虚，该不谦虚的时候，他非常地决断。他本质就是这样。该拍板的时候，当仁不让。

　　“取消终身制，在中国这么一个从来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基础之上，开始建立民主的制度，应该是邓小平在20世纪对中国的最大贡献之一”

　　198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这一天，邓家人特地举行了一个仪式来庆祝，他的四个孙辈送给他一个亲手制作的贺卡，上面写着：“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的年轻！”

　　新闻周刊：一位在任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的情况下，主动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与邓小平同志几起几落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邓榕：这当然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是我认为，这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有关。国际共运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权力交替的问题。邓小平对于国际共运的历史和现状，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的。不光是对60年代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进行了反思，而且他是从整个制度方面进行思考的。

　　邓小平年轻的时候，16岁到法国，他最早的追求就是要救国，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加入共产党以后，他和他的战友们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斗争，其中一个主要目的还是反对反动的独裁统治。邓小平所代表的这一代共产党员的追求，是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

　　而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和封建思想。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跨越的障碍。应该说，邓小平对废除终身制问题的思考，不仅仅限于这个问题本身。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曾多次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要废除封建主义残余。废除终身制只是一个标志，更深的内涵是对中国的封建传统封建思想的彻底抛弃。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生涯后，在经历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以后首先强调的问题，除了解放思想以外，就是制度问题。他和他的同志们主持修改了宪法，确立了新的宪法下的中国的法律体系，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了一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废除终身制。这些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

　　新闻周刊：在废除终身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也遇到很大的阻力？

　　邓榕：阻力非常大。这种阻力，不是个人的，不是是非方面的，而是观念上的，感情上的。要知道，中国老一代的革命者，他们从感情上就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终身革命，他们参加革命的誓言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不是他们对权、对地位的眷恋，而是一种纯朴的革命情感。这是个观念的问题。他们觉得，你让我退休，那我这辈子革命是为了什么啊？革命了一辈子不是晚节不保了吗？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的，没有退休的概念。

　　所以在当时，要把退休作为一种制度让大家都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邓小平提议作为过渡建立中顾委，是为废除终身制做准备。后来取消中顾委，也是为了废除终身制。文革以后，他自己一直致力于尽早退下来。他曾经说过，自己如能更早地退出领导岗位就好了。他多次说过，如果把国家的命运这样系于一个人的身上，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取消终身制，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中国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并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应该是邓小平在20世纪对中国的最大贡献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也可以说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闻周刊：退休以后，小平同志真的过得很轻松吗？他每天都怎样生活？

　　邓榕：他的退休生活特别规律，这和他曾经是军人有关。他自己就说他是一个老兵。退休后他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吃早饭，散步，看看文件。12点吃午饭，睡午觉，下午看些报纸书籍，晚上6点半吃饭，晚饭后看看电视，打打桥牌。我们家的钟点都是跟着他走，非常准时，这是他长寿的一个秘诀。他吃饭也从来不等人，吃完了就走，饭桌就收了。你要是来晚了，就没饭吃。

　　实际上，在1989年正式退休之前，他已经过了很长一段半退休生活。当时有个外国记者采访，问他每天办公的时间是多少，他伸出两个指头说，两个钟头。外国记者非常吃惊，但真的就是两个钟头。也就是早上9点多到11点多两个钟头他看文件，下午和晚上，他从不安排这种公务活动。那时候，一线的事务、日常的事务他已经不处理了。

　　想过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邓榕：我父亲一直想尽早地实现退休，这个愿望是非常真诚的，随时准备好退休。他对我们说过，他的梦想就是，退休以后能像一个普通的百姓一样出去走走，去逛逛商店。文化大革命前，他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散步、郊游。到十三陵，拿块布往地上一铺，然后摆上自己煮的茶叶蛋、买的香肠和面包，坐在地上野餐，经常这样。他想退休以后还是这样，很轻松地出去到公园散步。

　　新闻周刊：他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

　　邓榕：他热爱生活。他是足球迷，结果把我们也都培养成了足球迷。他喜欢打桥牌，游泳，散步，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也看篮球，乒乓球，话剧，歌剧，芭蕾舞，什么都看。我们小的时候，他常带我们去看体育比赛和演出。那时候简单，没有前呼后拥的，把车叫出来，说走就走。晚年时，他也看电视，电视新闻，电视连续剧，什么都看。

　　新闻周刊：我在你写的书里看到，他也很会做饭？

　　邓榕：他做饭的手艺特好。文革在江西的时候他经常做饭，做川菜。红烧肉，扣肉，麻婆豆腐，粉蒸肉都会做。不过北方面食不太会做，擀面条是我教给他的。他喜欢吃好吃的东西，这一点特别本色。他说有的人是“好吃不会吃”，有的人是“会吃不好吃”，他是属于“会吃不好吃”的。

　　新闻周刊：他想过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恐怕也不容易做到吧，起码上街大家都会认出他来的。

　　邓榕：家里孙辈们当时就“打击”过他，说爷爷这是理想主义！后来他到上海时，真的到商店里去了，结果一下被人围上了，又是照相，又是鼓掌。我们后来问他：老爷子，今天你逛商店看见什么了？他说，什么也没看见，光看见人了！他说以后不出去了，因为出去就兴师动众，就扰民。他特别不愿意扰民。

　　晚年的时候他想要真正走到老百姓家里，亲近地接近群众，机会不多了，毕竟受到身份的限制。他总是想去看看老百姓，看看他们的生活。每次出去到外地，他都坐火车，沿途把窗帘拉开，往外看。只要是白天，太阳没落，他就一直看窗外。看沿途的庄稼好不好，肥足不足，道路修得好不好，老百姓房子什么样，是砖房瓦房还是草房，有什么地方建小楼了，楼上有没有天线——有天线就是有电视了。早些年的时候北方发展得不如南方快，都是比较破旧的土房，到了南方开始有小楼了，他就特别高兴。他说你看，那地方的农民有楼房了！火车上很颠簸，他让我们扶着他站起来看，总也看不够。

　　在我的印象中，正式退休以后，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还是制度问题，如何建立起最适合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制度；第二个，是共同富裕，他认为在存在差别的基础上，只有全体人民共走向共同富裕了，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本刊记者/黄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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