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已经作了很好的历史记录

　　巴金已经作了很好的历史记录

　　★ 文/蔡崇达

　　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倡导争取下成立的，巴金曾为此捐款15万，并一直支持文学馆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巴金在“五四”时代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傅光明：他首先是一个作家，他用新文学的形式，通过描写自己体验的大家庭，以这样的视角来很好地呈现了时代；其次他是个出版家，他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时，出版了那么多好的丛书，长篇小说，包括他在出版上的一些作法一些尝试，预付稿费，严格遵循版权制度，版税制度，从来不克扣。他作为一个人的本分善良，体现在他作为出版家的方方面面。

　　他还是当时各种隐形沙龙的核心，靠他的亲和力，自然而然组织很多

　　我们认识巴金不能只简单地只看到他作为作家的一面，可以说，作为其他角色，巴金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巴金，您怎样评价？

　　傅光明：从1949年以前写《家·春·秋》的巴金，到文革以后写《随想录》〉的巴金，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到每一段落，他几乎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作品。可以说，巴金是与时代同步的作家。我们看待巴金的作品需要客观地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上去。

　　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巴金写的慰问志愿军的作品，用现在的标准看来太过直露，甚至有颂扬意识形态、歌功颂德的嫌疑。但是看一个东西要历史地看。当时中国处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志愿军保家卫国，而巴金作为一个作家，他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该在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前线。

　　到了1957年反右，他的许多朋友被打成右派，他没有说很庆幸自己幸免于难，而是真诚地觉得，他的朋友们真的思想有问题。在当时，这也是正常不过的。他可能会对他们说，你好好改造思想，但他作为一个善良的老实人，从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他可能软弱，但他不狠毒，不奸诈。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也有人以死来抗争的

　　傅光明：可以这么说，文革时的老舍和巴金正好呈现出知识分子对待精神压迫不多的可选择的方式中的两种。一个就是老舍选择的死，以死来表现他们最后的抗争，一个就是巴金，正因为他的“软弱”，他选择苟活下来。

　　这真是软弱吗？我讲一个细节，巴金被批斗的时候，在牛棚里不停默默地背诵着《神曲》，这不是反抗这是什么？只是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人反抗的方法不同而已。死就一定代表抗争，代表不软弱，而生就是软弱吗？确实老舍、傅雷的死是对待精神压迫一种直接的震撼的反抗姿势，但是，要是没有巴金“苟活”，他能在后来写《随想录》，更全面地反思那段历史吗？生存本身就是抗争。“软弱”有时是一种策略。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些人认为巴金在《随想录》里也是不够有勇气的。

　　傅光明：应该说每个人有不同的批判方式，我们可能在某些时候需要激烈的、革命家似的轰炸，在某些时候则需要策略一点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初巴金写《随想录》的时候，国内都不给他登，只有香港的《文汇报》给他登，如果巴金一开始就采取激烈的抨击，(当然以巴金的性格他也不会这么做)，但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当时的环境说不定连《文汇报》都不会给他登，连一个发表的空间都没有。

　　应该看到，中国的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现在的环境已经是非常宽松了，你把自己放到那样的环境里，即便你只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敢像巴金这样公开主动的忏悔吗？巴金先生这么做，正在于他有勇气，他的初衷正在于“我先让自己下地狱，我先反思我自己，在我曾经历的地狱当中，我该在第几层”。

　　我们不能只是因为他没批判外部体制，就说他软弱，事实上把罪过全部归在外部因素不敢反思自己的人才是最软弱的。而我们应当看到历史的细节就是许多人细节组成的，从这个角度看，巴金已经作了很好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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