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黑手”前世今生

　　探究“黑手”前世今生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黑手”更热衷代死者家属向医院讨钱，对于没死人的医疗纠纷，他们参与的不是很多，但只要参与了，效果都还不错——因为他们省去了抬花圈、扯横幅堵门等事情，而是直接去找医院有关部门，一边协商一边恐吓动武。因为数额不大，医院在协商后一般会给钱。

　　无论哪种情况，走法律程序进行各项鉴定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家属就采取直接找医院索赔的办法。医院为了息事宁人，或者为了掩盖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责任，就同意私了，以做到尽量不扩大事态和损害自身形象。这种办法对病人家属来说很有效，时间短而且拿钱快，有时候还能多拿到赔偿。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门代替家属要钱的“黑手”就浮到了前台，应运而生。时不时出现在医院门口的堵门事件，有相当一部分是“黑手”们的杰作。

　　“医疗纠纷、‘黑手’等问题的实质，是法律上对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清，患者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途径不明，社会医疗制度中，风险防范即保险制度不完善。对故意借医疗事故之名强索医疗机构钱财的‘黑手’，没有有效的办法制裁。”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王凡晓律师说，“在医患纠纷中，人们一般把医院想当然地看为‘强者’，从而常常忽视了医院的利益，这也就是‘黑手’存在的一个大环境，只要说是死者家属，好像一切就有理了，只要人死在医院了，就根本没有机会说话，即使说了也没人相信。”

　　王凡晓认为，“黑手”的出现还反映着一个反向歧视问题。所谓反向歧视，就是指由于不加限制地强调保护弱者，从而实际上对“强者”一方造成不公平的结果。“黑手”出现在医疗纠纷中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对这种假借患者家属名义强索钱财，并收取“好处费”的做法，应该受到严惩，更应该引起各家医院的注意。

　　还要提及的是，一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和心理也对医疗纠纷有影响，比如“要想富，做手术，做了手术告大夫”，别以为这样的顺口溜无碍大局，“黑手”的出现，使医疗索赔额有越抬越高的趋势，在很多时候，某某医院上次赔了多少万元，将成为下一个“黑手勒索案”中“索赔的依据”。

　　据资料统计，近年全国各地高额医疗赔偿的诉讼明显增多，最高已达1300万元诉讼标的，其中，有的属于医院无责任纠纷。

　　医患双方的博弈

　　患者对医生一直是尊敬之下的小心翼翼，唯恐医生不耐烦，不小心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而医生呢，面对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也开始小心翼翼，开好针好药没事吧，可患者承受不了；不开吧，将来出了事，又会被质问为什么不给使用更好的药物治疗，以致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所以在很多时候，医生的表情是麻木的。在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时，这种状态是相对平衡的，但这种平衡却有很大的虚幻色彩。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患者对医生的尊敬(但并不是信任)是基于：第一，他是个医生，我有求于他；第二，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加上医药费很高，患者对医院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采访中有多名医务人员向记者再三解释，医疗服务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服务的特殊服务——它既服务于躯体，也服务于精神；既服务于生命的每一阶段，也服务于从出生到临终的生命全过程，甚至已发展成为从生前到身后的“超生命全程”服务。医疗服务的对象也是特殊的——接受服务的大多是痛苦中的病人和情绪焦虑的患者家属。因此，当你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健康时，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容易被病人千恩万谢；但如果你的服务有缺陷，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也最容易受到指责。

　　医疗服务是一种面对无数未知领域的高风险服务，有其不确定性。据统计，即使在发达国家，临床医疗确诊率也仅有70%左右。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医生敢保证不误诊、不漏治。作为发展中的科学，人们至今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寻找解除疾病的办法，即使医学家开始从基因水平认识疾病，人类对癌症、

　　医疗服务还是一种“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服务，它面对的是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若干年前，当“看病难”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抱怨时，两个产妇挤在一张病床上也会觉得“幸福”。而现在，人们希望医院有适宜自己的更好的软硬件环境。对医疗效果过高的期望值，加上对医疗高风险的认知缺乏，许多病人与医院的纠纷就因此引发。

　　医疗服务特殊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政策性”的。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医疗机构担负着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控制医药费用双重任务，成为各方利益冲突的交汇点，社会各方面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关注程度、监督力度不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