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团队：我们的调研视角和方法

　　近年来，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村落文化似乎并不总是朝着更健康方向发展，广大农民的幸福感至少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而有同等程度的提高，如果不是下降的话。要解释这样的问题，需要从整体上去理解农村社会文化及其变迁过程。尽管，这样的研究不是直接研究单个农民的精神状态(如幸福感)，但却可能是从总体上理解当下农民精神状态的一个不错的视角。

　　理论出发点

　　本研究试图理解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以来快速的市场化过程在村落文化中的沉淀，在农民整体上价值观上引起了怎样的变化。理解市场与社会文化是社会学的一个经典主题，在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多方面的约束条件下，在中国农村社会中，这一主题又呈现怎样的面貌呢？本研究希望能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抛砖引玉。

　　概念的界定

　　文化、村落文化

　　文化的概念多种多样。概念的使用取决于研究的需要，和通常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一样，本研究认为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李银河，1994，P5)，将文化视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趋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亨廷顿，2002)。由此，对于某个单独的村庄(通常指自然村)，村落文化可以视为一个农村社区中的村民们总体的价值观、态度、信念、趋向以及村民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市场—— “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所抓住的东西”

　　本文在解释文化变迁时，市场是最核心的概念，而且有明显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意义。在此区分以免出现理解的偏差。

　　第一个层次意义上的市场等同于“看不见的手”—— 纯粹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市场，它纯粹是理论上的构造，不包涵任何物质实在。它的核心是自愿的交换，用个人产品换取社会产品，与之相对的是自给自足。在自由市场者的模型中，社会的各个主体为整个社会生产，到市场去交换所需产品，政府做为守夜人保证市场机制的实现——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即良好有效地界定和保护产权。这样的理想社会我们可以称为“理想型的市场经济社会(Ideal Market Economy)”。

　　第二层层次意义上的市场即“‘看不见的手’所抓住的东西”——所有通过第一种意义上的市场所配置的东西的总和。通常意义上，它以物质实在方式存在。不过，它也可以为非物质的东西，比如知识、影响力等等，在一定条件下它甚至可以包括身体、人格、道德等。

　　在使用中，我们通常将两者综合起来使用，有时候会引起混淆和不必要的争论。在文中，如果使用不特别说明，市场即指两者的综合。

　　分析框架

　　在实地调查研究中，我们需要把前述文化概念进行具体化，找出反映价值观的文化诸要素。这些要素是难以穷尽的。通常，考察文化，就是通过对处于这个社会中的人的行为的观察，抽象出它的各种社会制度，由此反映他们的价值观。本文着重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宗族以及休闲娱乐方式这几方面来考察。

　　如在出发点中所述，在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文化时，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且应该说是最核心的社会制度(它显然不应仅仅视为经济制度)。在试图从整体上对文化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应当把它放在核心的位置。

　　由于本研究主要任务是揭示村落文化的变迁及其动力，所以我们着重考察各种社会制度的变迁，对于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变迁给出解释，再进行综合。据此，我们的分析框架如图一所示。

　　要应用本框架，还需要作一个假设：在我们分析的起点，集体化时代的末期(即70年代末)，某个特定村庄的整体的文化形态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均衡。这种均衡是指，在当时的情境下，作为一个相对封闭，在整个社会的变迁中，只是一个被动的响应者，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是外生的，而非内生。这一推论等同于，如果外部条件能够保持不变的话，一个特定的村庄的文化形态不会有显著变化。由于本研究的结论成立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这一假设，也许有必要对这一假设简单说明，本研究认为这个假设是比较符合现实的。一个特定的村落(而非整个农业农村部门)短期内的内生的生产力的改变，知识积累，通常并不能改变其环境及文化。

　　研究的视角：在考察中国村落文化及其变迁时，学者们大都是从传统和现代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来分析(王铭铭，1997)。而事实上，传统和现代往往难以界定，其内涵并不明确，界限也不清晰。首先中西语境下关于传统现代的定义可能不同，西方语境中的传统可能并不能与中国的“传统”并不吻合。即便不考虑中西语境，对于中国大陆的村落文化变迁过程来说，西方殖民者进入之前和西方殖民者进入后到共产党解放之前，以及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这三十年来年的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体化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显然是有区别的，而且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都会影响其后的历史阶段的文化。

　　即便我们把传统和现代理解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意义上的概念(这在对一种文化上的某一时点进行截面分析的时候可能有不错的解释力)，在我们分析文化的变迁，特别是想理解变迁的动力时，这组概念也会显得比较苍白。因为，在分析文化的变迁的时候，由于文化的延续性，经济基础的变化，外来物质及其文化的入侵无疑会改变既有文化，而之前的文化积淀无疑会对之后的的变迁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我们分析变迁过程及其原因时，必须对其起点的总体状态有更清晰的把握，而不是简单的以传统或现代概括之。

　　本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是试图通过比较村落文化变迁的路径来更好地揭示村落文化变迁。将这一视角应用于本框架，我们比较的任务就在于比较各种社会制度的初状态、末状态以及变化的动力。如果变化的动力(基本)一致的话，末状态的差别就主要应该以初状态的差别来解释，反之亦然。文中比较分析时，我们会对各种社会制度进行比较，再进行综合比较。

　　图一：村落文化变迁的分析框架

　　调查、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于江西省吉水县的甘溪村和山东省东阿县的周侯村。如此选择主要考虑到两方面因素，一是我们希望选择的案例能够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而选择较为普通的村庄；二是南北对比的需要；三是调研的需要，这两个村庄与参与调查的成员有深厚社会关系，便于进入和资料的获取。为进行对比研究，两个村的调查方案，材料类型大致相同。

　　本调查研究受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孙立平(2000)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启发。与他的方法略有不同的是，我们将更突出“现象——过程——事件——人物”的综合考察，而把事件和人物都作为落脚点。在一个社会现象演进的过程有许多历时的事件，事件是动态的过程，在事件中又有许多的人物。人物特别是一些典型的人物对于一系列事件的经历及其态度能很好地反映社会现实及其演变过程。所以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尽可能挖掘一些与调研主题相关的事件，了解其来龙去脉，并对其中的重点人物进行深入的考察。当然，限于研究者的水平和时间，搜集的材料还是比较单薄的。

　　本研究的调查以访谈法为主，以相关资料搜集为辅。具体经验材料来源有：普通村民的结构式访谈材料，我们采用结构式的访谈采访了每个村的30来户村民(在个年龄阶段保持一定的比例)。样本的选择方式基本上属于偶遇抽样，大致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一些主题相关的典型事件和重点人物的半结构式访谈；村干部的半结构性式访谈；基层相关政府部门的半结构式访谈材料；村相关情况的资料，如族谱。

　　相关专题：南风窗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